亲历者回忆：
延安时期私生活
来源：史记故事汇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将总部从保安迁至延安。彼时，延安城内人口不过两千余众，饭馆仅有四五家，所用器皿多为木质雕琢而成，筷子则由弯曲的树枝制成；而商店均无招牌，若购错物品，返店更换亦感困难，盖因这些店铺外观相似，皆显陈旧而污秽。整座城市脏乱不堪，拥挤异常，其中厕所的原始程度尤胜一筹。
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文章中记载了这样的细节：“老鼠在天花板上穿梭跳跃，不时地啃食着浆糊。曾有一次，一只老鼠竟从上方坠落，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正在沉睡的傅莱大夫脸上。”
光远抵达延安后的首个夜晚，便遭遇了一场与跳蚤的激战。无奈之下，他只得逃离房间，怀抱被褥，在庭院中的几根原木上露天而眠。同样，《人民日报》的前任社长胡绩伟也曾在文章中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与臭虫抗争的经历。
独居于一间破旧的窑洞，虫鸣之声令人毛骨悚然。成群的臭虫从各个裂缝中涌出，如同队伍般蜂拥而至，其景象实为生平未见，令人不寒而栗。起初，我以手指逐个击破，继之以手掌扫荡，结果却是满手沾满了腥臭的黄色液体，却依旧难以根除。幸而我携带了针线，急忙将带来的床单缝制成一个口袋，将自己包裹其中。即便如此，我还是难以入眠，翻来覆去至天色将明，才得以迷糊片刻。醒来时，床单上却满是斑斑血迹。
在延安，居民们统一着装制服。冬季，每人会发放一套包括棉衣、棉裤和棉帽在内的保暖装备，而夏季则仅发放一套单衣。起初，衬衣和衬裤并未作为发放物品（后来改为每年发放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这一变化引发了诸多趣事。田家英曾在夏日前往延河沐浴，恰逢一群女洗衣工路过，他因身上仅剩一条刚刚洗净并晾晒在河滩上的裤衩，无法下水游泳。
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员们仅配备两套服装：夏季，她们身着轻便的单军装；而冬季，则换上厚实的棉军服。期间，并无换季衣物可供选择。然而，巧手的女学员们却能将棉花巧妙地取出，将其变为夹衣。若有同学携带了多余的衣物，她们便会慷慨地分送给那些衣物短缺的同学。每当有学员奉命前往大后方工作，来自大都市的女学员们便会立即拿出各式旗袍、大衣，供她们挑选。
陕北公学与抗大的学子们，七八人共挤一窑洞的土坑，地上仅铺着一层茅草，拥挤得甚至难以翻身。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卧铺仅有一尺半宽，夜间起身归来，往往发现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小心翼翼地挤入其中，方能重新占据一席之地。男生的炕位也仅有二尺半宽。那些习惯蜷身而睡的学生们很快便被纠正过来，开始尝试直腿挺胸的睡姿。
“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变多镜，这样既增加了利用率，又解决了排队之苦。
此外，每个人的腰间始终悬挂着一个由罐头盒改制的大号茶缸，女生们用它来用餐、饮水、刷牙洗脸，甚至用以冲洗双脚和擦拭臀部。
“每当有人从邮局领取来自重庆、香港甚至上海的稿酬，便会召集友人，三五成群，将这笔收入尽数分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抵达延安后，每月仅领到2元的津贴。即便如此，他也会把这笔微薄的津贴用在街头小吃上，买上一碗5分钱的醪糟鸡蛋，或是分享一包几角钱的花生。
“馋”字贯穿了延安人民日常生活的始终。1938年，一位来访的美军上校曾记录道：“那里的日常饮食仅限于两餐，单调的小米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手头宽裕之时，他们便会涌向镇上的饭馆，将有限的银两尽数投入八宝饭之中，以解对甜食的渴望。”
冼星海对甜食情有独钟，在创作《黄河大合唱》之际，他特地让光未然为其“作曲”之用购置了两斤白糖。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盘腿坐在炕前，着手进行创作。一边品味着白糖的甘甜，一边从那超长的烟杆中吐出袅袅烟雾，而妻子钱韵玲则在旁为他烹煮着“土咖啡”。在延安的一间窑洞内，正是这样一幅画面，孕育出了这首属于时代的乐章。
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王紫菲在晚年回忆道，抵达延安后，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对美食的渴望。彼时，她身无分文，漫步在延安的街头，每当看到摊位上那如雪般洁白的白面馒头，她便不禁眼花缭乱，心中涌起偷食的冲动。记得有一次，她和三位中国女大生一同逛市场，她们的口袋里总共只有2分钱，只能购买一瓶老陈醋。她们小心翼翼地将醋瓶划成三等份，起初只是用舌尖轻轻舔尝，觉得味道极佳，酸中带甜，香气扑鼻。然而，最终她们忍不住了，像小狼一样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喝下了自己那份。由于当时她们空腹且没有进食油脂，其中一位女生回到窑洞不久后，便开始剧烈腹痛，辗转反侧，呕吐不止，从此她对醋便不再问津。
初抵延安之际，华君武于晚会结束后归途，腹中饥饿却无食可果腹，遂将白天用以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制成的糨糊，权作夜宵。华君武在晚年回忆道：“即便时过43载，那碗浆糊的滋味依旧历历在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浆糊经常能成为我夜宵的选择。”
“这是什么馅？”
在延安，众多新婚夫妇由于条件所限，即便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仍需各自居住在集体宿舍中。唯有周末，他们方可申请入住由窑洞改建而成的“青年宿舍”，得以短暂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属免费提供，但夫妻双方若在周末选择入住“青年宿舍”团聚，则需支付一定的费用。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道：“屋内仅有一张床铺，被褥需自行携带，且不提供餐饮，每次住宿需支付五分钱。每逢周六，年轻夫妇们便携带被褥入住，度过一个夜晚，翌日再背负行囊重返各自的战斗前线。”
即便这种短暂的夫妻关系，亦让延安众多单身汉心生艳羡。
中将为补偿高级将领因军务倥偬青春被耽误之际，我们致力于激励并协助他们解决婚姻困扰。在那个时代的延安，高层领导人及师级以上军官中，有高达80%的人在这一阶段经历了恋爱、婚姻、家庭组建和孩子的出生。然而，对于众多知识女性而言，老干部们似乎只习惯于日常的饮食、休憩与战斗，而恋爱在她们眼中显得乏味无趣。
1936年，马海德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行抵达陕北，于陕甘宁边区医院担任中共中央的保健医生。自此，他倾心于延安地区的佳人、鲁艺学院的学员苏菲，开始追求这段美好的情感。
“若要带走苏菲，先留下过路费！”随后便冲上前去，将马海德拦住，并从他口袋中搜出香烟和零钱。
1940年3月3日，马海德与苏菲于延安喜结连理。
士兵（班长）每月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而团长及以上的津贴则为5元。至于知名文化人士和大学教授，津贴则在5至10元之间。王实味与陈伯达的每月津贴均为4.5元。冼星海的月津贴为15元，其中包含女性大学的兼职课酬3元；鲁艺音乐系的教师津贴统一为12元，助教则为6元。这些津贴均以延安“边币”形式发放，1元边币可兑换两条肥皂、一条半牙膏、两斤肉包子或十几枚鸡蛋。在最为艰难的时期，即便是这样微薄的津贴也一度被暂停发放。
据冒舒湮所述：“法院工作人员与囚犯所食之饭菜，均为同一锅烹饪而成！”
在延安，纸张与笔的供应极为紧张，每人每月仅能分配到五张纸。而对于作家们，却有着特别的优待，他们的纸笔供应不受限制。1940年1月，刚刚入党四个月的范文澜抵达延安，应张闻天之邀，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并担任《中国通史简编》的主编。他的妻子是典型的旧式家庭妇女，不识字，初到延安便觉得处处不适应，且对家中物品牵挂不已，常在私下里偷偷落泪。张闻天夫妇经常前去看望他们，并派遣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每月还发放4.5元的津贴。范文澜最为难过的，莫过于书籍的匮乏。张闻天得知后，便安排地下党将范文澜的藏书从家中运至延安，共计五六十箱，其中绝大部分是线装书籍。范文澜对此深感受动。
1938年，贪污金额达到200元或受贿100元者将被处以极刑。随着货币的贬值，贪污金额超过500元的罪行则会被判处枪毙。
在延安，文化人中流行一种“客请”的风尚，这便是延安人生活颇为简朴，往往由外来宾客承担宴请之责。1938年五月上旬，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偶遇了医生马海德，便邀请他一同前往一家以八宝饭闻名的餐馆共进晚餐。沿途，众多人向马海德致以问候，马海德便邀请他们一同赴宴，“他如此慷慨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之心，让我不禁哑然失笑，他深知我并不缺钱。当我们抵达饭馆时，身后已然尾随了十几位年轻男女，他们欢声笑语，完全沉浸在聚餐的欢乐之中。”众人各自点了一道喜爱的菜肴，用餐后便各自离去。
1936年秋季，刘英不幸感染了流行性感冒，高热不退。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稀缺，她只能寄望于“务必避免肺炎的并发症”。被隔离在窑洞中，她时而昏睡，时而清醒，每日仅能以小米粥汤维持体力，全凭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丈夫张闻天既感心疼又心急如焚，每日早晚两次透过窗户纸上的缝隙，向她表达关切与安慰，还不时将津贴悉数交给警卫员，嘱其购买鸡蛋熬汤，以供刘英滋补身体。
刘英询问警卫员：“闻天的五元津贴都分给我了，他日常饮食怎么办？”警卫员眼含泪水地回答：“他只能以红锅炒白菜为食。”
刘英恢复二十多天后。
曾任陕北省委组织部的郭滴人部长，亦如刘英那般身患高热，然而他终究未能渡过难关，不幸离世，终年仅有29岁。
郭小川《延安生活杂忆》中回忆：
我于1940年代末抵达延安。那时，延安最具特色之处，莫过于延河两岸的男女青年。女大学生们就读于党校对面，每当晚餐后或节假日，延河岸边总会聚集不少散步的人群。女同志们身着蓝斜纹布制成的带耳朵帽子，即便在晴朗的日子里，她们也习惯将耳朵放下。其中，围巾的款式最为考究，色彩斑斓，仿佛在追逐都市的潮流。
“男性同胞们最典型的着装非白茬短皮袄莫属，搭配着布料或毛质的围巾环绕颈间。当年发放的鞋子品质上乘，乃是一双高帮的黑色布棉鞋。”
坦白而言，在这段时间内，自由主义的思潮逐渐弥漫开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无非是文学与爱情的议题。文学与爱情，二者之间紧密相连，成为人们口中的流行语汇，被赞誉为“灵魂之美”，亦被称为“文学气质”。
“在延安，青年创作的诗歌数量尤为突出（如文学刊物《大众文艺》中，诗歌占比高达75%至83%）。”文艺青年聚集一堂，话题往往不是某人的文章写得如何出色，便是讨论某人的文章为何不堪入目。
女性结婚一事常引人瞩目，却难以让人心满意足。画家们对此讽刺道：“连科长都结婚了么？”诗人亦言：“在延安，只见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这里难以觅得佳人。”但在某些场合，她们也能听到这样的言论：“你们这些看不起我们老干部的人，把我们称作土包子，若非我们这些土包子，你们又怎能在延安品尝到小米？”
一位年逾四十的江西籍老红军，与一位来自城市的年轻女子喜结连理。这位老红军曾担任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在奔赴前线之际，意外收到了一封女学生的深情来信，信中末尾，她深情地写道：“我给你一个深情的吻。”
部长手持信函询问送信人：“她委托我带来物品，请问物品现在何处？”
捎信人疑惑：“没捎东西？”
部长指着信件道：“这不正是送给我的珍贵之物吗？请问这东西是从何处得来的？”
这则故事迅速演变为“老红军”与“女学生”联姻的传世佳话。
一位历经磨难，最终投奔延安的浙江大学女生，在组织的介绍下，与一位出身于佃农家庭的老干部结为连理。起初，这位对革命充满热情的女子遵从组织安排，每逢周六便返回老干部的窑洞，然而，那里的夜晚常常是寂静无声。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
某日，她邀请配偶在月光下共度漫步时光，却听丈夫调侃：“那月亮何足挂齿，不过是个圆滚滚的烧饼罢了。白天劳碌奔波，夜晚闲逛又有何乐趣？”浙大女生泪眼盈盈，悄然离去，留下了一首诗：“良人不知我意，将明月比作烧饼；今后不再期待周末，春夜空余千金价。”自此，她未曾回头，即便组织多方努力，也未能将其劝回。
“春花秋月空留情，天上人间皆是幻景；严寒季节花朵难蔽体，饥饿时分一片干粮胜过千金。”
在延安那段相对安宁的时期，组织上积极倡导干部与官兵妥善处理“个人大事”。干部们普遍希望能找到气质不凡的佳人，而要拥有“气质”，自然离不开学识的积累。米脂县，作为陕北地区的首富县，该县绝大多数地主和富农的女儿都受过教育，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红军干部择偶的首选之地。军中甚至将米脂县誉为“丈人县”。
1938年，在山西汾阳东南的乡间，八路军685团的团长杨得志取出随身携带的一元银圆，请求一位当地村民指引，以便购买一些鸡蛋。没想到，这位村民竟然帮他从市场上带回20斤鸡蛋。此后，一位热心的老乡为尚未成婚的杨团长物色了一位俊俏的姑娘，她不仅容貌出众，还完成了高小教育，双方均表示满意。然而，女方父亲却提出了100元银圆的彩礼要求。杨团长所能提供的，最多不过几百斤粮食，对方却坚决拒绝。
杨得志随后被擢升为344旅的代理旅长。在越过汾河之际，他本想携同那位姑娘同行，然而终究未能如愿，主要还是因为囊中羞涩，未能凑齐那100元的巨款。
女性资源匮乏，由此男性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经历与萧红的分手后，萧军曾与丁玲相恋，随后又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下婚约，并辗转前往延安。
抵达延安之后，王德芬似乎又与萧三频繁接触。一次边区文协的会议中，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几人出席。萧军从靴筒中拔出一柄匕首，猛地往桌面上用力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此言一出，众人皆感惊恐，面面相觑，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艾思奇，那位始终保持着纯朴本色的老实人，缓缓开口道：“萧军，你有何见解，尽管直言，无需如此粗暴。”言罢，萧军方才将手中的匕首收回。
1938年，年仅十六岁的何鸣踏入抗大校园，便迅速成为了众人仰慕的对象。最终，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脱颖而出，赢得青睐，原因在于他不久后兼任了卫生所所长一职，从而与何鸣护士有了更多“合理”的交流机会。
聂凤智的表白之辞简洁而坚定：“身为党员，你我同属一个党派，且均无传染之虞。我们自愿结合，彼此之间并无强迫。”
聂凤智年方15岁便投身军旅，每逢战事，他总是满怀热情。他身上留下了11处枪弹痕迹，身负八次伤势。何鸣评价道：“他勇猛作战，这一点尤为令人敬佩。”
在1940年的元旦佳节，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喜结连理于晋察冀地区。婚礼由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亲自主持，席间以大白菜与豆腐为主，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
何方回忆：
“自整风运动拉开序幕，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似乎锐减。在整风的过程中，不仅鲜有人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便是那些曾投身理论工作的人，也纷纷开始反思和检讨，仿佛未曾涉猎理论的人反而显得更为清白，至少他们无需承受检讨之重……”
即便是部分资深干部，诸如曾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彰显与教条主义的彻底决裂，竟然将若干马列经典著作掷于窑洞之外……那些昔日备受渴求的马列著作，此刻却成了无用之物，多余的累赘，于是便有人将其携带至南门外的新市场，按斤出售，换取废纸之价。
师哲揭露康生夫妇。
他们的一切工作与生活细节，均由秘书一手打理，甚至连洗脚、沐浴等私事也不例外。康生不仅在饮食标准上与中央领导保持一致，还提出了诸多独特要求。例如，他只穿狗头牌的袜子；家中铺设的地毯均来自中亚地区；衣服，尤其是大衣与外套，必须是莫斯科生产的；办公桌上则常备各式干果，如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和柿饼等。
即便如此，他仍旧频繁向他所执掌的社会部抱怨，以求获得额外的关照。
延安，被誉为革命圣地的象征，与坚韧不拔的精神紧密相连，却意外地藏匿着康生这样的人物。这看似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铁证如山的真实情况！
他时而品鉴咖啡，时而畅饮美酒，虽非频繁饮酒之人，然其酒量颇高。因怀才不遇，他常借酒消愁。一日，他将米大夫邀请至住所，拿出珍藏已久的法国与英国佳酿，一番热闹的畅饮，直至傍晚，二人皆醉得昏天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