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清晨被枪声撕裂。这不是北伐军阀的炮火，而是一场针对“盟友”的清洗。蒋介石的部队，协同青帮，对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举起了屠刀。三个月后，武汉的汪精卫也做了同样的事。
曾经势如破竹、从珠江打到长江的国民革命，为何突然调转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左翼？这场轰轰烈烈的国共合作，为何以一场血腥的屠杀收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棋盘必须拨回到五年前。
当时的中国，名义上是个共和国，实际上是个烂摊子。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皇帝，却冒出来一堆土皇帝——大小军阀割据混战，背后还有列强的影子。孙中山，这位“国父”空有一身理想，却连广州都坐不稳，屡战屡败。他需要一支真正忠于自己、有战斗力的军队，更需要钱和武器。
他环顾四周，西方列强对他爱答不理，他们更喜欢和手握兵权的军阀做生意。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北边传来——刚刚成立的苏联。他们不仅有理论，还有卢布和军火。莫斯科的算盘很清楚：在中国扶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代理人，就能在远东撬动整个帝国主义的格局。
他们看中了谁？两个目标。一个是孙中山的国民党，有“革命”的牌子，有巨大的社会声望，但组织松散，更像个同乡会联盟。另一个是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革命热情，但人太少，枪太少，几乎没有社会根基。
怎么选？莫斯科的策略，或者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策略，是“全都要”。
他给出的方案，不是让国共两党平起平坐地“党外合作”，而是让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个建议堪称天才，也埋下了日后血流成河的种子。
对孙中山来说，这是雪中送炭。他获得了苏联的援助承诺，还得到了一批最有干劲、最擅长组织动员的年轻人来帮他整顿国民党，深入工农。他认为自己能用三民主义“熔化”这些年轻人。
对羽翼未丰的中共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加入国民党，等于借了一艘大船出海。他们可以合法地发展组织、宣传思想、接触群众，甚至进入权力核心。他们认为自己能改造这艘旧船，最终夺取方向盘。
一个以为自己是“校长”，一个以为自己是“教官”。双方都觉得自己能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场“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婚礼，而是一场赌局，一场相互渗透的权力游戏。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国共合作正式拉开帷幕。紧接着，黄埔军校成立。苏联的顾问、金钱、武器源源不断地运来，中共则派出了最优秀的政治干部，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
黄埔，与其说是培养革命军官的熔炉，不如说是国共两党争夺未来军权的第一个赛场。蒋介石做校长，看重的是建立一支绝对服从自己的“蒋家军”。而中共的政治干部，则在军校里悄悄播撒着共产主义的种子。
北伐战争的炮声，将这种台面下的博弈推向了高潮。
1926年，十万革命军出征。共产党组织的工农运动在后方风起云涌，为北伐军清扫障碍、提供支持。北伐军打到哪里，哪里的工会、农会就组织起来。这种惊人的动员能力，让北伐军势如破竹，也让国民党右派的将领们心惊胆战。
他们突然发现，这仗越打，国民党的地盘好像越“红”。军队在前线流血，果实却被共产党摘走了。尤其是在收复武汉、上海之后，工人运动的声势达到了顶峰。
对蒋介石而言，问题变得非常尖锐：革命的终点，到底是要建立一个谁的天下？
是听从莫斯科和中共的指挥，继续“反帝反封建”，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这等于要了背后支持他的江浙财阀和地主阶级的命。
还是就此打住，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达成妥协，建立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权？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选择题。当北伐军饮马长江，蒋介石认为他已经拿到了足够的筹码，不再需要苏联的援助，更无法容忍一个武装的“党中党”。
所谓“清党”，本质上就是掀桌子。他用一场屠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莫斯科的战略构想，是把国民党这件“外衣”穿在身上，等时机成熟再金蝉脱壳。但他们低估了这件外衣的主人，也高估了自己对棋子的控制力。蒋介石用行动证明，他不是棋子，而是另一个棋手。
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于一次各取所需的政治联姻，终于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摊牌。它用鲜血给中共上了最重要的一课：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