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若非亲眼目睹，简直难以置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院长、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竟然曾寓居于如此简陋的住所。客厅面积不过二十平方米，北墙边是一排工艺简陋的书柜；东侧摆放着一台老旧的写字台；一部电话机静静地置于角落；几把红色人造革面的折叠椅散乱分布；地面凹凸不平，行走间发出咯吱声响；裸露的暖气片旁，墙壁上的壁纸已剥落不堪；低矮的天花板上，唐山大地震后加固用的钢索已多处显现锈迹斑斑……
记者怀着对邓稼先先生的无比敬仰之情，向其遗像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落座于杨振宁先生昔日所坐的旧沙发上，开始倾听邓夫人许鹿希教授的动人叙述。
大姐邓仲先，三姐邓茂先，小弟邓槜先，大弟邓稼先。
0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降临于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村，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世家。他的六世祖，邓石如，被誉为“清朝金石篆刻第一人”。祖父邓艺孙担任了民国元年安徽省的首任教育司长，而父亲邓以蛰，留学日本与美国，之后长期在清华、北大任教。得益于这样的家庭背景，邓稼先自幼便接受了优渥的东西方文化熏陶，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并在高一时期便能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
在北京崇德中学（现31中）求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比我高两级的学生杨振宁。实际上，我们两家早已有深厚的渊源。我们不仅是安徽的同乡，杨振宁的父亲扬武之教授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教授当时均在清华大学授课。邓稼先亲切地称杨振宁为“杨大头”，因他身为孩童领袖且乐于助人。而杨振宁则赠予邓稼先“邓老憨”的昵称，寓意其忠厚朴实。自那时起，他们便结下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
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自“七七事变”爆发，崇德中学，这所由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亦因之被日军强制关闭，邓稼先不得不重返志诚中学。他因对日本侵略者强制国人参与庆祝其占领我国城市的集会感到强烈不满——此情此景，在老舍先生名著《四世同堂》中有着生动的再现——从而引起了汉奸的注意，陷入被随时抓捕的险境。在走投无路之际，邓以蛰决定让已完成大学学业的长女邓仲先陪伴邓稼先前往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在启程的前夜，父亲对邓稼先叮嘱道：“稼先，往后你务必勤奋学习科学，切莫步我后尘，投身文学。学习科学方能真正报效国家！”父亲这番深情教诲，为邓稼先的一生奠定了奋斗的方向。
1940年夏日之初，邓稼先随众南迁京城之外，次年秋季，他成功跻身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号A4795。西南联大，这一成立于1937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联合组建的学府，虽地处昆明，条件颇为简陋，却汇聚了众多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教授。物理系尤为星光璀璨，叶企荪、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王竹溪等，均为国际知名的顶尖学者。值得一提的是，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教授，亦在此物理系担任教职。
当时，杨振宁亦在西南联大深造，他对邓稼先的学业进步给予了诸多助力。那时的大学学子生活之艰辛，实为今人所难以想象。宿舍四壁透风，夏日室内竟可生长青草，饮食匮乏，学生常常食不饱腹。更甚者，日军频繁派遣飞机轰炸，使得他们不得不时常躲入防空洞。尽管环境极为艰苦，邓稼先与众多学子依然刻苦学习，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联大校歌所倡导的精神。“千秋之耻，终将洗雪，中兴之业，需贤才辈出”，朱光亚、屠守锷等两弹功勋，均出自那个时期的联大毕业生。
1946年，邓稼先重返北平，结束了在昆明担任中学教师的生涯。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便受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他用自己的第一份工资，为父母购置了两坛茅台美酒和两条上好的香烟。当时，我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邓稼先教授我们的物理课程。我们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两家之间早已建立了联系。记得多年前，我的父亲许德衍——五四运动时期的杰出学生领袖，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拜访邓家时，就对邓稼先产生了极好的印象。
1947年，邓稼先顺利考取了赴美留学的研究生资格。得益于杨振宁教授在美国的鼎力相助，他获得了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入学资格。同年，他与杨振宁的胞弟杨振平（赴布朗大学深造）一同，乘坐“哥顿将军”号轮船远渡重洋，抵达美国。在普渡大学，他的导师是德尔哈尔教授。他所撰写的论文题目为“氘核的光致蜕变”，这一课题在当时属于理论核物理领域的前沿与尖端。在留学期间，邓稼先勤奋刻苦，成绩迅速提升，各科成绩均达到85分以上，不仅获得了奖学金，原本拮据的生活也得以改善。1949年的暑假，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拜访杨振宁教授，度过了一段难忘且快乐的时光。
历经23个月的艰苦努力，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成功获得博士学位。彼时，新中国已宣告成立，朝鲜战争亦爆发在即。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邓稼先深知是时候归国效力国家了，否则恐将错失良机。同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理工博士回国。邓稼先巧妙利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的时差，于8月29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从洛杉矶启程，先抵达香港，后转至广州。
邓稼先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任职。1953年，我们喜结连理。女儿典典与儿子平平的相继降生，使得我们的家庭生活步入了最为宁静与美满的时光。在职业领域，邓稼先为新中国核理论的发展贡献了开创性的成果，并发表了诸多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每逢周末，我们总会前往公园漫步，享受片刻的闲暇。邓稼先尤其钟爱京剧，我们曾多次观赏裘盛戎、关肃霜、杜近芳等京剧名家的精彩表演。此外，我们对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精湛演技也颇感兴趣。然而，这份宁静的生活在1958年夏天被无情打破。
02
1958年8月的某日，核工业部副部长及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将邓稼先召至其办公室，“邓先生，国家即将实施一项重大项目，需要你负责此项工作，你意下如何？”邓稼先心中立刻联想到原子弹，不禁自问：“我能胜任吗？”经过钱三强详细阐述任务的重要性和具体内容后，尽管邓稼先内心存有诸多顾虑，他最终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一使命。
1958年，肩负起研制原子弹的重任，邓稼先与家人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那天晚上，邓稼先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说要调动工作，至于干什么到什么地方去，如何写信与他联系，他一概都以不能说不知道来回答我。当时我很茫然，难道要调到敌人窝子里去?怎么什么都不能讲呢?在一阵令我几乎不能忍受的沉默过后，邓稼先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了未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有病的公婆，繁重的教学工作，干不完的家庭琐事，以后这一切都由我这样一个30多岁的女子承担了。那时的人都很单纯，即使像我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复杂家庭背景的人，也是一样，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能因为个人拖了他的后腿，想到这里我同样坚定地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那天晚上微风轻拂月光如水，我们静静地躺着，度过了一个事关家庭和国家前途的不眠之夜。
自1958年8月起，邓稼先便肩负起二机部九院（即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的重任，后晋升为院长，成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总指挥。
邓稼先虽在核物理理论方面根基深厚，但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却尚不熟悉。在无数个日夜的深思熟虑、查阅资料以及吸收同志们的建议后，他决定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以及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作为主攻领域。此举为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邓稼先最初肩负的使命是向苏联专家学习，深入理解并掌握他们承诺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以及翻译海量的俄文资料。然而，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紧接着在8月撤回了所有专家，并带走了所有相关资料。苏方甚至威胁称，没有他们的协助，中国即便20年也难以研制出原子弹。“洋拐棍”的消失，使得邓稼先他们一砖一瓦搭建的高梁地原子弹模型仓库变得无足轻重。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二机部宋任穷部长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力更生，从头开始，计划在8年内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研制原子弹的首要步骤是构建理论模型，这需要依托于浩如烟海的数据分析。在那个时代，邓稼先和他的团队所依赖的计算工具极为简陋，仅有一台每秒运算速度仅为一万次的苏联乌拉尔计算机，以及为数不多的电动和手摇计算器，甚至还要依赖祖先传下来的算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理论部的年轻人们日以继夜地投入到庞大的数据计算工作中。
为了验证苏联专家在华期间讲过的一个关键数据，邓稼先进行了9次运算，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五六个方程，计算出的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带装麻袋堆了一屋子，经冬历夏斗转星移，终于得出了准确的数据，推翻了洋数据。到1961年末，理论计算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首颗原子弹将采用铀235和内爆方式，这比美、苏等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很大的进步。
彼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理论部的一众年轻学子饥肠辘辘。邓稼先利用我从父亲处获得的、因许德衍先生身为知名民主人士而享有较高待遇的粮票，购回饼干，以此慰藉他的年轻同门。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宣告完成，这如同拥有了精准的蓝图，试制工作随即步入攻坚的关键时期。1962年年底，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和协调试制工作。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但人们的士气与斗志却异常高昂。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代号596（苏联违约之日）的时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左起依次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而右侧正中则是邓稼先。
邓稼先在核试验前夕，由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遣专机，与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三位知名科学家一同抵达试验基地。试验准备工作就绪后，众人询问他：“邓老，这能否成功？”此刻，邓稼先深感肩上责任的沉重，仅以一句回应：“所有该考虑的因素都已深思熟虑。”（多年后，他向我讲述这段经历时，神色依旧庄重）。当他目睹自己辛勤付出的成果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热泪盈眶。
聂荣臻、张爱萍、邓稼先
在完成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后，邓稼先遵从聂帅的指令，带领九院理论部的同事们，投身于氢弹设计理论的研究工作。尽管原子弹与氢弹同属核武器范畴，但在其原理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原子弹的能量源自铀或钚原子核的裂变，而氢弹则依靠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在聚变过程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这种聚变过程必须在数千万度的高温与高压环境中才能进行，而这种极端条件仅能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得以实现。因此，原子弹被形象地比喻为氢弹的“引爆雷管”。
肩负使命之后，邓稼先与于敏即刻投身于紧张的工作之中。在邓稼先的同事中，于敏院士与他共事的时间最为长久。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而于敏则担任副主任，他们在漫长的合作中展现了无间的默契。邓稼先体型较为丰满，于敏则早早地出现了谢顶现象，因此人们常戏称他们二人犹如一躯两首，胖与秃者并肩忙碌，不久便将“大显身手”！鉴于氢弹的复杂性，其理论计算数据更为庞大，依靠手摇电动等传统计算工具已不足以应对。
在当时，我国仅有两台每秒可运算五万次的计算机，分别位于中科院计算所和上海华东计算所。邓稼先凭借自己及同事们的智慧成果，制定出多套方案，并分头实施。1965年9月，于敏前往上海，依托当地计算机设施，经过近一百个日夜的拼搏，成功研制出了氢弹从理论原理到结构设计的完整方案。
消息传至北京，邓稼先即刻启程，飞赴上海，与于敏等人共同投入到攻坚克难中，日夜兼程，不分昼夜。夜晚，他甚至将睡床设在机房的地板上。在全体同志的齐心协力下，终于拟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上报至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果断决策，立即进行冷试验。在多次冷试验的基础上，又成功进行了两次包含热核材料的试验，从而有力地验证了邓稼先团队所提出的氢弹理论的准确性。
正当我国氢弹研发工作步入至关重要的最后阶段之际，那场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如同一股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众多致力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们纷纷遭受冲击。我们同样未能幸免于难，我在医学院遭受了批斗，邓稼先则面临着连绵不断的检查，家门上更是被泼洒了一摊又一摊散发着尿臭的黑色煤泥。
邓稼先的伤痛更是深重无比，他最为敬重且从小至大最为疼爱的姐姐，因爱侣遭受不公之罪被诬为特务，无法承受压力，于家中厨房“意外”离世。面对此情此景，邓稼先痛不欲生，每日只是默默出入家门，埋头于工作之中。如今回首，他当时的沉默并非出于不愿言说，而是出于不敢开口。在那个“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年代，稍有言语失当，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邓稼先对自身的考量更为深远，他深知自己在家庭和国家中的分量。他深知，任何言语上的失当都可能给国家核武器的研究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当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务必赶在法国人之前，成功研制出氢弹！”
当时，两派之间的激烈争斗给工作的协调与衔接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以上机计算为例，困难重重。那时的计算机采用的是体积庞大的电子管，其体积堪比一间屋子，从预热启动至达到正常工作状态，需耗时整整24小时。因此，一旦开机，便不得停歇，即便是空转，一天下来也需要消耗数百度的电，这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昂贵的开销）。
每当两派之间发生争执，一方下班后，另一方却未能及时接班。此时，我们只能深夜时分拨打邓稼先的电话：老邓，对方未至，机器只得停摆或空转。每遇此景，邓稼先总是迅速起床，身着衣物，奔出家门，立于接班同志的门外，耐心而坚定地劝导，强调大局为重，敦促早日达成周总理的殷切期望……
唯有如此，方能有人接棒前行。他们常说：“我们之所以参与，全因仰赖老邓的声望！”正得益于邓稼先等众多身处困境仍矢志报国的科学家们的辛勤耕耘，以及全国各单位的通力合作，我国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引爆了首颗氢弹。
起初，这颗氢弹的设计被赋予代号1100，其自重达1吨，预计爆炸当量为100万吨TNT。然而，实际爆炸当量却高达330万吨，远超初始预期。当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喜讯传至法国，当时的总统戴高乐便将负责氢弹试验的相关人员召集至爱丽舍宫，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原子弹与氢弹的成功爆炸，并未洗脱邓稼先等人的不实之嫌。1971年，他与于敏、钱晋、胡思得等几位两弹元勋一同被召集至青海的221基地参加学习班。他们被指控在小型试验中未能达到预定的中子指标（事后证明系测试技术失误），随之而来的是连番的批判和无度的上纲上线。
那些造反派为了给这些人罗织罪名，竟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他们声言：掌握英语者即英美间谍，通晓俄语者即苏联间谍……邓稼先通晓英、德、俄三国语言，难不成他就是某个国家的间谍？王淦昌精通六国语言，那他又该如何定论？随着批判的激化，知名高能炸药专家钱晋在折磨中丧命，邓稼先的形势愈发危急。
在1986年的那个时刻，邓稼先（位于左侧）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与杨振宁在医院的病榻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或许是天意使然，1971年盛夏，杨振宁教授首次回国省亲，恰好救了邓稼先。杨教授抵达机场后，相关机构询问他将会见哪些人士时，他毫不犹豫地首先写下了邓稼先的名字。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刻召回邓稼先，使他得以摆脱造反派的控制。邓稼先回到家中，模样凄惨，蓬头垢面，身着破旧的灰色布军装，脚下是一双沾满尘埃的旧解放鞋。
邓稼先与杨振宁相见，两人谈得甚欢。然而，当杨先生询问邓稼先的具体工作地点时，邓稼先却总是以“在京外单位”一笔带过，此举不禁让杨振宁心生疑窦。原来，自从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美方便宣称邓稼先为其中一位关键领导人。然而，他们却又散布谣言，称一名名叫寒春的美国人为中国制造原子弹提供了帮助。这一疑问始终萦绕在杨振宁的心头。
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他轻声将邓稼先拉至一旁，低声询问：“我国原子弹的研制是否得到了美国人的协助？”邓稼先以其严谨的组织和保密意识回答：“你先登机，关于此事，我稍后再向你解释。”当时我家规定不允许同学和朋友来访，这一规定虽得罪了少数人，但内心实则颇为痛苦。
在此，我分享一则趣闻。当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钱三强教授的恩师、知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拜访我家。我父亲许德珩私下好奇地问：“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研发出了原子弹？”严老幽默地回应：“这还用问吗？问问你的女婿不就知道了！”父亲这才恍然大悟：“我的女婿，邓稼先？”
邓稼先自机场归来后，即刻向组织汇报了相关情况。周总理闻讯后，即刻下达指示：务必明确告知杨振宁先生，我国所研发的原子弹与氢弹，均为我国科学家独立完成，未曾有外籍人士参与其中。
1971年，邓稼先致信杨振宁，透露道：自原子弹研发初始阶段获得苏联专家的些许协助之后，后续的研制工作完全是依靠我国科研人员自主完成的。
当杨振宁得知这个消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热泪涌动。那时，他正出席上海市为他举办的饯别宴会，身为主宾，他不得不前往洗手间稍作整理。此后，杨振宁先生屡次回国探望邓稼先，并在美国购得尚未对外公开的抗癌新药——白芥素，特委托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将其转赠给邓稼先，以助其治疗。
自然，邓稼先对杨振宁在学术领域的卓越贡献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杨振宁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堪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其影响力远超他因“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的诺贝尔奖。邓稼先先生不幸离世后，杨振宁先生发来的唁电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力量。
老人述至此处，眼眸中闪烁着泪光，记者深知这既是对于亲人的深切追忆，亦是对至交的无限感激。
03
文革落幕之后，我国政治经济局势迎来了全面的转好，科学领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邓稼先将更加充沛的精力与无尽的热情投入到核武器小型化及第三代核武器的研发中。1984年年底，他亲自参与了中子弹原理的核试验（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末对外公布：我国早在80年代便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这次试验成为了他在现场亲自参与的最后一项核试验。
1979年，在新疆核试验基地的广袤戈壁滩上，邓稼先的身影便位于左侧。
邓稼先英年早逝，仅62岁便离我们而去。对于一位科学家，尤其是像他这样既拥有深厚理论基础，又具备丰富团队领导经验的科学家而言，这正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然而，他却不幸离世……这一切源于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在倒计时结束，天空中并未出现预期的蘑菇云后，面对防化兵的搜索无果，邓稼先毅然决然地决定亲自探查。当时，在场的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曾劝阻他：“老邓，你不能去，你的生命比我的更为宝贵！”然而，邓稼先对事业的执着与责任心让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那条充满生命危险的道路。
抵达目的地后，他示意同志们暂退一旁，自己俯身细察，终于发现散落的弹片（那原本是因降落伞未能成功展开，导致核弹在戈壁滩的砂石上摔碎所致）。就在那一刹那，邓稼先仿佛失去了理智，他用手小心地捧起了那些带有强烈放射性的碎片。数日后，当他返回北京并在医院接受检查时，发现尿液中的放射性异常强烈，其他各项指标亦不达标。
人们后来常向我提及，邓院长当时其实无需亲自寻觅，只需多派遣几次人员，自能寻得踪迹。我则回应：“非也，邓稼先并非那等人物！”回溯至1985年岁末，邓稼先因直肠癌在301医院接受手术，年迈七旬的张爱萍上将特地守候在手术室外五个小时，直至手术圆满完成。然而，癌细胞已广泛扩散，医院最终判定其“预后不佳”。
在这段从入院直至生命的终结（1986年7月29日）的时光里，邓稼先心中最挂念的，便是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医院成为了他的临时工作室，桌上堆满了近一米高的文件资料。他频繁地与九院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交流，或是面对面进行深入探讨。尽管剧烈的疼痛让他无法躺卧，只能坐在一个橡皮圈上，豆大的汗珠不断从他的额头滑落，我强忍着泪水，站在他身边，为他轻轻擦拭汗水。
他只埋头修改文件，不肯呻吟一声。终于在1986年4月21日邓稼先完成了由他和于敏共同署名给中央的《建议书》，他指着那一包文件对我说：“希希（邓稼先和同学们都这样叫我），这比你生命还要重要！”后来事实证明，如果我们不按《建议书》的要求去做，那会使我们在核武器研究方面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996年7月22日，于敏院士和胡仁宇、胡思得等著名科学家联合在光明日报上著文，给《建议书》以极高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建议书》是邓稼先继原子弹、氢弹、第三代核武器之后，事业上的第四个里程碑。
如今，社会上不乏一些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之人，他们对邓稼先等人进行指责，认为若当年将巨额资金用于购买彩电和汽车生产线，我国的生活早已步入现代化。然而，这些人实在是大错特错！
毛主席曾言：我国须拥有原子弹，方能在今日之世界立身，不受他人欺凌，此物不可或缺。小平同志亦曾强调：若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未能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我国今日恐难称得上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国家！金钱虽能购得彩电、汽车，却无法买到国防的现代化。
若非当时节衣缩食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恐怕至今仍难以实现。朝鲜和伊朗的案例便是明证。当然，掌握核武器并非旨在首先使用，而是起到震慑作用。有了这样的杀手锏，方能使那些意图对我国施加压力的国家和个人有所顾忌，从而三思而后行！
邓稼先虽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祖国的核事业，然其并非铁石心肠。对于父母、妻子与孩子，他怀揣着深沉而真挚的情感。
十四岁那年，女儿前往内蒙古乌兰特前旗参加劳动，每日都得承受沉重的体力活，饮食也常常不充足。对此，邓稼先深表关切，每当他从遥远的 新疆核基地返回，总会不辞辛劳地绕道内蒙古，专程去探望她。他总是把自己不舍得吃的罐头和食品，亲手带给她。
自高考制度恢复以来，邓稼先仅用三个月便将女儿的物理知识从一片空白提升至高考要求，最终她与弟弟在同一天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邓稼先先生仙逝之后，党和政府给予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誉。在九泉之下，我想他或许能够含笑安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一生归属于整个中华……
后记
许鹿希教授的讲述落下帷幕，记者再次扫视这间极尽简陋的客厅，心中激荡，情绪激昂。然而，他竟难以寻觅到恰当的言语来表达内心的激动。唯有“邓稼先，民族英雄的典范”这一句话，在心头反复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