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即王位之时，李成桂并未马上改变高丽国号，对明外交亦未称王，仅称“权知国事”。
李成桂深知，自己的夺权若不取得大明的理解和支持，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在当初仅是小心翼翼地，然而是积极地屡遣使者赴大明通报情况。
1、如何获得明朝承认？
恭让王逊位之后，李成桂迅速遣使去京师（金陵），以高丽都评议使司及大小臣僚贤良耆老的名义向明朝礼部书面申述了有关情况，重点谈了王瑶的“昏迷不法”和郑梦周等“潜成奸计，欲生乱阶”之事以及李成桂被众推戴的情形，希望礼部奏闻朝廷，“俯从舆意，以安一国之民”。
这年8月，李成桂又遣前密直使赵琳赴京进表，其文最后说：
“臣素无才德，辞至再三，而迫于众情，未获逃避。惊惶战栗，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名，察众志之不可违，微臣之不获已，裁自圣心，以定民志。”
此年9月庚午使臣自大明回国，带回了明朝方面的消息：
明朝礼部接到高丽使臣所递文书后，于9月20日上奏太祖，太祖圣旨云：
覆载之间，主生民者，巨微其知其几何，或废或兴，岂偶然哉！其三韩自王氏亡，李氏运谋，千态万状，已有年矣。今确然为之，乃王氏昔有三韩之报亦然矣。此岂王氏昔年之良能，李氏今之善计？非帝命不可！
其三韩臣民，既尊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虽然，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生谲诈，福逾增焉。
尔礼部以示朕意，钦此！
这一圣旨对李氏政权的支持虽然还不够热情，但其中所云“三韩臣民，既尊李氏…乃帝命也”之语，表明大明已承认了这一新生政权，用现在的话说，明朝尊重半岛臣民自己的选择，新政权能得到臣民们的拥戴，也就是皇帝的意旨。
这虽然是一种低调的承认，但对李成桂来说，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自己的行为不会被理解为“篡权谋逆”，大明天子的这种态度，在半岛朝代交替的过程中，至少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2、朝鲜国号的来源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李成桂为了进一步取得大明的支持。
他在派出赵琳出使金陵时，提出关于更改国号的问题，及这年11月赵琳回国，带回了明朝礼部咨命：“询国更何号，星驰来报”。
李成桂接到咨命和圣旨，马上“会耆老百官及于都堂，议国号”，大家最后选了两个国号，一是“朝鲜”，一是“和宁”，并旋即派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为奏闻使往大明“请更国号，乞圣裁”。
这年闰12月初9日太祖下达圣旨：
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甚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钦此。
次年2月韩尚质回国，带回圣旨，李成桂非常高兴，马上下教境内，曰：
予以凉德，荷天休命，肇有邦国。…兹予不谷，岂敢自庆？实是宗社生灵无疆之福也！诚宜播告中外，与之更始。可自今除“高丽”国名，尊用“朝鲜”之号。…于戏！
创业垂统，既得更国之称发政施，常布勤民之治！
李成桂为了争取大明的支持，得到天子的信任，仅在即位的半年之中就先后9次派使者出使大明。
除上面提到的赵琳、韩尚质外，还有下面几次外交活动：
8月丙子，遣丁子伟押进献马1000匹，至辽东交割。
9月己卯朔，遣李居仁陈慰帝廷，进表安慰皇帝节哀，并带去白银2锭、黑细布100疋、白细苎布100疋，就祭于太子朱标魂殿。
9月癸酉，遣郑道传奉表赴帝京谢恩，并献马60匹。
11月乙酉遣卢嵩、赵仁沃赴帝京贺明年正，兼贺封皇太孙。
11月丙戌遣李乙修押马1000匹至辽东交付，并管送自倭寇那里逃来的中国温州府乐清县人李顺等3人于京师。
3、卑微侍奉明朝
李成桂建李朝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增加明太祖对朝鲜的信任感，以便得到天子的册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是，由于自高丽恭愍王死后半岛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加之不断发生明朝、高丽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使得明太祖朱元璋对半岛的统治集团产生了不少恶感，这对李成桂来说，乃是在发展同大明的友好关系中遇到的一大难题。
尽管他上台之后出台了不少友好亲善的举措，但有些问题则依然不断发生。
就在他登上王位的第二年5月，明太祖给李成桂下达诏书，指出了朝鲜三条“生衅”的表现和两条轻慢朝廷的罪名。
在诏书的最后，对朝鲜提出了严重警告：
“…乃何高丽速构兵殃，朕又将昭告上帝，命将东讨，以雪侮衅之两端。若不必师至三韩，将诱女真之人全家发来，并已往女真大小送回，朕师方不入境。”
其实，在摆出几条罪名的同时，朱元璋仅有一个现实要求，就是送回诱至朝鲜的女真人。
李成桂马上遵照皇帝的意旨“推刷泥城、江界等处来投女真人物”。
李成桂面对朱元璋的严厉指责，还是表现出一种镇定自若的态度，但怨气还是颇足的。
他对左右臣说：
“帝以兵甲众多，政刑严峻，遂有天下。然以杀戮过当，元勋硕辅，多不保全。而乃屡责我小邦，诛求无厌。今又责我以非罪，而胁我以动兵，是何异恐赫小儿哉！”
李成桂对朱元璋的背后批评不无道理，但朱元璋的警告也不是无事生非，仅就女真问题来说，朝鲜的作法的确损害了明朝的利益，这一问题不解决，对双方关系毕竟无多少好处。
矛盾终归矛盾，对策也终归对策。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李成桂也并非小肚鸡肠。
当其臣下问他面对大明咄咄逼人的气势“然则何以对之”时，成桂却从容地说：“吾且卑辞谨事之耳。”
李成桂大概也摸透了朱元璋的牌气，大明是不会轻率出兵政打朝鲜的，能向皇帝交一份辩解书、诚惶诚恐地表示对皇帝的敬畏，向天发誓表示事大之诚恳，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
4、断交与遣子谢恩
从《李朝太祖实录》的记载看，自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李朝太祖二年)至洪武二十七年短短的两年间，朝鲜接到大明方面接连不断的种种指责和警告，其指责内容可归纳下面几点：
（1）朝鲜暗中遣人说诱女真带家小五百名潜渡鸭绿江，挑起边衅。
（2）遣人至辽东等地，假借行礼于辽王（即朱植，驻广宁，即今辽宁北镇)、宁王（即朱权，驻大宁，即今内蒙古宁城县西老哈河北岸大名城)以及其他边将，以觇动静；先行礼于辽王、宁王而后进表谢恩于朝廷，“尊卑之分，故意先后”。
（3）朝鲜遣人到山东、辽东等地“假作买卖，打听消息”，“假作倭贼”，“沿路劫掠”，甚至阴谋“起军打辽东”。
（4）所进贡马多驽下而不中用，有时“病、无齿及不驯者居半”，“肆侮构祸”，事大不诚。
（5）在更名国号问题上，大明“已许自为，即合正名，今即更号朝鲜、表文仍称权知国事，未审何谋”，而“更国号谢恩表笺内，杂以侵侮之辞”。
鉴于这些问题，明太祖再次采取“断交”措施，“敕辽东都指挥使司谨守边防，绝朝鲜国贡使”。
据《李朝太祖实录》载：
洪武二十六年7月辛未，朝鲜“贺圣节使金立坚等至白塔（今沈阳市南白塔铺)，辽东都司不纳，曰：“帝诏，自今高丽人不许过来！”
8月乙亥，“贺圣节使金立坚、谢恩使尹恩德等至辽东，不得入而还”。
9月己末，“进表使李至至辽东，不得人而还”；辛未，“千秋进贺使朴永忠至甜永站（今辽阳县东南甜水）不得入而还”。
10月乙亥，谢恩使李稷至白塔，不得入而还”。
洪武二十七年3月丙午，“判门下府事安宗源等至连山站（今本溪市南连山关)，不得入而还。”
又据明朝提供的情况看，明朝海防官军抓获“贼人胡德等五名，供系高丽守把官差来沿海劫掠，打探消息”，明太祖责令左军都督府移咨朝鲜，令将胡德所供贼人“照名解来”，并“教李成桂长男或次男亲自解来”。
李成桂得此旨意，决定让五子靖安君李芳远亲朝天子，借机打开两国关系的疆局。
李芳远，字遗德，于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9年，恭愍王十六年)5月16日生于咸兴府归州私第，洪武十五年壬戌登高丽进士试，后中丙科第7及第。这次出使明朝，决心“为宗社大计”而不辞万里之苦。
于是，李成桂派知中枢院事赵胖、参赞门下府事南在随行。
李芳远于洪武二十七年6月出发，于这年11月回国。此次金陵之行是很成功的。
史载，李芳远到达京师后，“帝引见再三，殿下数奏详明，帝优礼遣还。上国士人见殿下皆称朝鲜世子，甚敬之”。
李芳远在回国途中路过燕府（今北京），燕王朱棣“亲见之，旁无卫土，唯一人待立，温言礼接甚厚。因使侍立者馈酒食，极丰洁。”
当李芳远离开燕府之后，在路上又与燕王相遇，“燕王乘安舆朝京师，驱马疾行。殿下下马见于路侧。燕王停驾，亟手开舆帷，温言良久，乃过”。
后来朱棣即皇帝位，李芳远即国王位，见大明钦差黄俨时曾问：“昔见帝（朱棣）于燕府之日，待立者为谁？”俨答曰：“庆大人，温良人也，帝最亲信者。今已亡矣。”
可见，李芳远出使大明，不仅为洪武朝与李朝的友好关系解决了某些现实问题，同时也为后来朱棣（永乐皇帝）和李芳远（李朝太宗）执政时期的中朝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表笺风波”
朱元璋在位时期，这位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的皇帝，在批阅奏章时，动生猜疑，生怕别人含沙射影地骂他。有人在表文中有“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句，其中“则”与“贼”同音，朱元璋就认为这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
又有人在表文中有“睿性生知”句，其中“生”被读作“僧”，作笺者也被处死。
朱元璋的文字狱竟然也涉及到了外交领域，在朝鲜同明朝的交往中，发生过几次“表笺”风波。
（1）明太祖认为朝鲜“更国号谢恩表笺内杂以侵侮之辞”。
（2）认为朝鲜进洪武二十九年正朝表笺文内含有轻薄戏侮之辞。正朝表文为郑擢所修撰，贺东宫笺文系金若恒修撰。
（3）朝鲜“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
（4）据朝鲜使臣曹庶诏供，朝鲜官员尹佳、孔俯、尹顺与曹庶商计，在贺干秋节本内故写“千秋节使”字样讥侮，“看中国可有好秀才看得出来”。
另外，明太祖除了要求将撰表人，一一解送前来中国外，还要搬取家小与之完聚。
表笺风波出现后，明太祖接连拘留过10几名朝鲜使者和撰表人，其中除了郑总、金若恒、卢仁度三人外，其余大多放回，为此，朝鲜于洪武二十九年冬11月遣契长寿（时任判三司事）等如京师谢恩，并献鞍马礼物。
翌年2月明太祖接见了他们，谈的内容主要是与表笺事件有关的内容。
然而，恰恰就在明太祖与契长寿谈话的时候，明朝的内官又在契长寿新献的鞍子中发现了“天”、“玄”、“十”等字样，多疑而迷信的明太祖颇为恼火。但是明太祖对契长寿的为人作事比较放心，便说：“李旦（成挂）发你来，这意思好，我不问你（即不治罪），放还。今后小心，休生事！”
契长寿的大明之行，在所献马鞍子上又出险象，但化险为夷，维护了两国的友好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明太祖对他的信任有关。
表笺事件发生之后，明朝和朝鲜关系的好坏有起有伏，最后的交涉乃是“千秋节使”一事。
朝鲜群臣讨论是否将尹珪、孔俯、尹须送往京师的问题，多数人主张还是按照明朝的要求去办，但是，在孔俯等三人行至辽东时，“闻皇帝驾崩、太孙即位，大赦，乃还”。
当初，表笺风波涉及到了郑道传，明太祖勒令入朝，道传称疾不赴，担心明朝有兴师问罪的可能，便建议训练军队，并献上自己撰写的“阵图”。朝鲜国王下令训练军队，但官吏“鞭答士卒，人多怨之”，郑道传也在朝鲜统治集团争权斗争中被李芳远所杀。
明太祖驾崩前后，朝鲜政局有过短时间的动荡。
靖安君李芳远率军讨杀世子芳硕及其同党郑道传、南阁、沈考生等，不久李成桂逊位，其次子永安君芳果即位，是为定宗。
所谓表笺风波，随着大明、李朝最高领导人的更替而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