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名定稿背后：清华教授张奚若三言两语，毛泽东点头赞同
北京的夏天，窗外蝉鸣和屋里闷热一齐袭来。6月16日那天上午十点不到，董必武把茶杯搁在桌角，说了句：“你们觉得‘民主’这词咋样？”他声音不大，但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就紧绷起来。西长安街那个会议室里坐着一堆老革命、学者，还有几位穿着中山装的参政人士——有些人脖子上还挂着家乡带来的玉佩，有人在椅子下藏了半只烤鸭。谁都明白，这不是随便聊天，是要给新中国起名字。
其实早在四月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十二个字就在文件上晃过好几回。有传说是某次北平广播试播时，播音员差点喘不过气来——全称念完得停顿两次。这事后来被王昆（当时中央广播电台的技术员）写进日记：“国名太长，我嘴巴打结。”大家笑归笑，却也真怕将来外交场合尴尬。
那阵子有三种意见最响。一派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理由是延续历史，也方便百姓接受。据说黄炎培私下跟沈钧儒喝茶时还感慨：“我们这些老同志，对‘民国’还是有感情。”另一派则提议砍掉“共和”，变成“中华人民民主国”。据清华校史馆的一份备忘录记载，这方案出自张志让和黄炎培，他们查过英文Republic与Democracy意思相近，就想省俭一点。但最狠的是第三种建议——直接把“民主”两个字删掉，只剩下六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主意是清华教授张奚若提出来的，他平常话不多，那天却一句顶一万句：“没有人民的民主是假民主，有了‘人民’，就够了。”
插一句，当年张奚若住在东单胡同口，每到晚上喜欢溜达去菜市场买豆腐干。他老婆曾对邻居唠叨，说老头子整天琢磨国家大事，还惦记家里酱油用完没。会上的决断，其实也像买豆腐干一样干脆利落。
毛泽东其实早先挺尊重孙中山旗帜。他曾经对陈叔通讲过，“救的是这个国家，不是灭它。”但法律圈的人很快反驳。如果继续用“中华民国”，岂不是承认旧宪法、旧政权？沈钧儒和周善培翻出国际条约案例，一本正经地摇头。“法理混乱，大忌！”这是他们的话，也是小组会议记录上的原文。
到了6月18号，小组扩大开会，人更多桌更挤。有段插曲，据上海《申报》档案馆保存的一份速记稿显示，那天下午刚开始前门外暴雨突至，好几个代表湿漉漉进门，还顺手把雨伞丢到董必武脚边。轮到张奚若发言，他站起来，把自己草拟的小纸条递过去，然后慢悠悠地补了一句，“咱们国家，要精炼，不要重复。”毛泽东低头划拉铅笔，在稿纸上画了一道线，再抬眼说：“我赞同。”
之后事情并没马上敲定。从六月底一直拉锯到七月初，小组又开了三回会。据原政协工作人员李克农晚年的口述回忆，那段时间西长安街灯火通明，有人守着打字机敲文件敲到凌晨两点。“墨水洇满袖口，”他说，“连夜校稿，生怕漏一个标点。”
8月17号终于拍板，《政府组织法初步草案》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亲自补充解释：共和国说明体制；人民涵盖工农商学兵及所有爱国分子，两词合起来已经足够表达新政权之性质，多加一个“民主”反而重复。这份释义现在还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当年墨迹未干，现在已泛黄卷边。
但麻烦还没完，又有人提出简称问题。有代表建议正式文件后加括号注明（中华民国），理由依然是群众习惯叫顺嘴。据何香凝女儿廖梦醒后她母亲私下吐槽过这个方案，说“双名容易惹混乱”。9月26日周恩来索性请二十多位七旬以上老人吃饭，请他们表态。当场司徒美堂拍桌喊道：“官僚之国，我再也不想听！”何香凝也附和，“与其双名，不如正名。”
据《人民日报》1950年4期采访材料显示，会后的讨论持续了一夜，到第二天下午，新政协大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正式名称，无简称无别称。从此以后，“中华民国”彻底退出大陆官方语境。当晚广场搭起新泥坯版的五角星齿轮徽章，据负责施工的小赵后来讲，他们收工的时候太阳刚落，下班路上鞋底全沾泥巴，却高兴得不得了，还偷偷拿砖块刻下一行小字做纪念，可惜几年后拆迁找不到踪影。
很多人以为定稿就是靠张奚若一句话，其实细究下来，这六个大字从1937年延安时期就在地下刊物出现。《牺盟会工作报告》《晋绥日报》都零星提及类似叫法；任弼时1947年的讲话，也用了这一版本。而所谓十二字全称，则可追溯至王明1936年的文章。他当时为了向苏联示好，用足各种政治术语；毛泽东则更灵活，根据对象切换不同名称，以求各方满意。但等局势真正稳定下来，该简化还是简化，于是一锤定音，没有拖泥带水。
顺便插件趣事，据四川乐山金鹰巷胡老太太（她爹解放前跑运输）回忆，她小时候第一次听广播喊“中国人民共和国”，愣神半分钟才反应过来是什么地方的新名字。“以前村里娃娃只晓得‘重庆政府’，突然改成这样，都跑去问老师啥意思。”老师翻出地图指给他们看，从此村里的墙壁刷满红色标语，一直留到了八十年代才重新粉刷掉痕迹。
再往深处捣鼓，其实每个朝代选名字都有自己的盘算。不管刘邦立汉还是李渊取唐，总绕不开地域、人心、习俗这些细节，新中国也是如此。从陕北窑洞走出来的一群人，把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理念浓缩成两个关键词——人民，共和。至于最后删减冗余，是偶然也是必然，只不过关键节点由某个人完成罢了，而真正让这六个大字落地生根，是无数人的琐碎努力拼凑出的结果，并非凭空冒出来的一句话那么简单。（见《新政协筹备内幕》，1982版）
如今那封邀请新疆代表阿哈买提江参加开幕式的新信件，还静静躺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玻璃柜里，上面笔迹圆润端庄，看久了仿佛能闻见墨香味儿。不过谁能想到，为这几个汉字争论半年之久的人们，有些后来悄悄搬去了南方养老，有些转身消失于北京胡同拐角，只留下院墙上一串褪色涂鸦，被风吹散进城市烟火气息中，再没人仔细辨认其中哪一笔是哪位先生所书……
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仅供学习交流，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
信源：《申报》《人民日报》《新政协筹备内幕》（1982）、清华校史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部分生活轶事采自乐山金鹰巷居民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