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 年紫禁城：同治皇帝载淳，用“夷架子”恶作剧对抗命运，侍卫口述还原他孤独的少年真面目
说起同治皇帝载淳，往往只剩下两个标签 —— 一个是教科书上的“同治中兴”傀儡符号，一个是野史里染病暴毙的昏君。可在紫禁城的档案堆里，尘封着一件叫“夷架子”的怪物，没人提醒你，你根本猜不到它的真正用途。它不是刑具，更像是载淳用来捉弄臣子的舞台道具，是皇权戏法，是青春的荒唐宣泄。
太讽刺了，这场宫廷行为艺术，竟成为同治帝存在感的唯一出口。御前侍卫富察·阿巴力翰留下口述实录，字里行间全是细碎的悲喜。侍卫们最怕的，不是午门斩首，而是皇上那句轻飘飘的“把那谁，给我架出去打。
”说是打，实际上谁都心知肚明 ——阵仗要大，声音要响，但人不能有半点损伤。拖着犯官走出丹墀，侍卫们低声嘱咐：“大人，别真吓坏了，都是装样子。”那几十步路，空气里满是暗流 ——怕犯官吓晕，怕戏演砸了，怕皇上突然兴起，变本加厉。
到了行刑地，“夷架子”就像一场无声的讽刺剧。架子中间圆洼，犯官脑袋一埋，喊不出声，四个侍卫抬着四角，把人像晾衣服似的吊起来。戏一落幕，太监传旨：“皇上说了，快打快回！
”侍卫们只得搀扶着“受刑”的大人回去，掐人中、抠涌泉穴，生怕真出人命。所有人都清楚，所谓惩罚，不过是载淳用胡闹来找一点自由的喘息。这一切的荒诞源头，偏偏又和皇宫里最讲究的避讳有关。
马架子是祖制，但满洲人以马为尊，犯人不能绑马架子；羊架子又犯了西太后慈禧属羊的大忌。载淳灵机一动，赐名“夷架子”，既避了祖宗讳，又把满腔怨气寄托在“洋人”身上，像是用命名来发泄一场精神胜利。档案馆老史料里，连“夷架子”都成了紫禁城怪谈，有侍卫说：“架子其实不重，可抬着它走那几步，比背着皇帝的命还沉。
” 可载淳真正的冲突，并不在刑罚的表演里，而是在他几乎窒息的青春。慈禧对亲生儿子的溺爱，让同治帝的叛逆无处安放。富察侍卫笔下的载淳，完全不是野史里染病猥琐的昏君，反而像个有着武侠梦的阳光少年。
他不爱御马，偏喜欢乾隆画里的“蒙古琪琪格”；他迷恋摔跤，常溜出内廷冒充护军佐领，拉着侍卫们比布库。比武时，侍卫全都让着他，怕伤了龙体，可总有愣头青真摔，皇帝摔个大马趴，太监惊叫“忤逆”，众人跪地不敢喘气。偏偏载淳一拍身上的土，乐呵呵地说：“你得陪我遛遛，我可是富察家的大姑老爷，只要不把我摔坏了，没你的过失。
”侍卫们有时偷笑，有时只觉得心酸 ——四海之主，连个能痛快摔跤的朋友都没有。庄和皇贵妃阿鲁特氏，慈宁宫吃斋念佛，打扮素净，却偏爱坐着大内的小火车在西苑撒欢。慈禧嫌吵，把蒸汽机头撤了，太监拉着火车跑。
老太妃看到年轻护军顶撞老侍卫，竟撺掇侍卫：“揍他们！打了就打了，有姑姥姥给你们撑腰，胜者为强！”那一刻，所有侍卫都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赛跑输了就罚大家掌嘴三十的少年皇帝。
姑侄夫妻，骨子里其实一类人 ——深宫里长不大的孩子，用恶作剧去对抗无聊的余生。这一切荒诞，最终都被埋在了紫禁城的红墙之内。1875年1月12日，载淳在养心殿驾崩，年仅19岁。
距离他最后一次溜出宫“微服私访”，还不到一个月。史料里记着，那次他穿便服混在人群里，眼睛里全是渴望和新鲜。侍卫富察阿巴力翰说：“皇上那天笑得格外灿烂，像个真正的少年。
载淳不是不想做个好皇帝，他也试过用英武身手去模仿武举考试，也努力琢磨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可他的一切叛逆，都只能变成胡闹式的“表演”。那个被命名为“夷架子”的刑具，最终没能架住大清下坠的国运；那个喜欢摔跤、爱恶作剧的少年天子，也没能摔过命运的大腿。
同治中兴，不过是历史的回光返照，载淳和他的荒诞剧目，只留下让人唏嘘的插曲。老侍卫们偶尔提起载淳的名字，都不约而同叹气：“他其实就是个孩子，太孤独了。”那些胡闹，那些恶作剧，那些泥土上的欢笑，才是一个真实的载淳 ——用最后的叛逆，抵抗命运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