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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二年十二月（公元712年12月），长安太极殿内，27岁的李隆基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先天。
这个精明能干的年轻皇帝，此时谁都想不到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如此复杂的印象。
李隆基出生于垂拱元年八月五日（685年9月8日），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母亲是窦德妃。
他登基时的唐朝，经历了武则天称帝、中宗复位等一系列政治动荡，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外部边患不断，正是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
这位新皇帝面临的挑战可谓前所未有。
韦后集团的余党还在暗中活动，太平公主拥兵自重，各地藩镇蠢蠢欲动，周边民族也在观察着这个年轻统治者的能力。
更让人担心的是，连续的政治动荡已经让民众对朝廷失去信心，国库空虚，民生凋敝。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起点上，李隆基开始了他长达44年的统治生涯。
前37年可以说是近乎完美的统治典范：削平祸乱、重振朝纲、开创盛世、拓展疆域、繁荣文化，每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跻身千古明君的行列。
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大唐帝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经济繁荣超越了贞观之治，疆域辽阔胜过了汉武时期，文化昌盛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巅峰。
这段时期的李隆基，几乎具备了千古一帝的所有条件。
然而，天宝后期（750-756年）的最后7年，彻底改写了历史对这位皇帝的评价。
安史之乱的爆发、马嵬驿的悲剧、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都在这个时期发生。
这7年的昏聩和失误，不仅毁掉了37年的辉煌成就，更让大唐帝国从此走向衰落。
如果历史能够重写，如果李隆基能够在天宝中期就功成身退，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排名很可能要重新洗牌。
【一】雷霆手段削平祸乱
李隆基刚刚登基时，整个帝国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边疆，而是来自朝廷内部。
韦后集团虽然在神龙政变中失败，但余党仍在暗中活动。
这些人曾经跟随韦后企图篡夺皇权，对李隆基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更危险的是，他们在宫廷内部还有不少同党，随时可能发动新的政变。
太平公主的威胁更加直接。作为武则天的女儿，她继承了母亲的政治野心和手段。
太平公主在朝中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控制着相当数量的军队，甚至公开表达对皇权的不满。
许多大臣都认为，太平公主迟早会步她母亲的后尘。
面对这些威胁，年轻的李隆基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和果断行动力。他没有选择妥协或者拖延，而是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
先天二年七月，李隆基开始了他的政治清洗行动。
他首先秘密联系了禁军的主要将领，确保军队的忠诚。
接着，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太平公主集团的罪证，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好法理准备。
七月三日夜，行动正式开始。李隆基亲自统率禁军，包围了太平公主的府邸和她的主要党羽的住所。
这次行动来得突然而迅速，太平公主集团根本来不及组织反抗。
经过一夜的行动，太平公主的主要党羽被全部抓获。
面对铁证如山的罪名，太平公主被迫自杀，其他主要成员也被处死或流放。韦后集团的残余势力同时被清理，朝廷内部的政治隐患彻底消除。
这次政治清洗的成功，不仅展现了李隆基的政治手腕，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他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公然挑战皇帝的权力，唐朝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更让人佩服的是，李隆基在清除政敌的同时，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株连和报复。
他对那些罪行较轻的人员给予宽大处理，甚至重新任用一些有才能的官员。
这种宽严并济的做法，为后来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平定内乱后，李隆基立即着手整顿朝政。
他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将武则天时期设立的各种冗余部门一一裁撤。
同时，他建立了更加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对不称职的官员坚决予以罢免。
经过几年的整顿，唐朝政府的运作效率大大提高，官员队伍的素质也有了明显改善。这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二】开元之治的制度创新
开元元年（713年），李隆基正式改元开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个时期的制度创新和政治改革，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中央政府层面，李隆基进行了大胆的机构改革。
他废除了武则天时期设立的许多临时机构，恢复了传统的三省六部制，但在具体运作上又有所创新。
尚书省的权力得到加强，成为政府的实际行政中枢，而中书省和门下省则更多地承担政策制定和监督职能。
这种制度安排的好处在于，既保持了决策的统一性，又确保了执行的效率性。
皇帝可以通过中书省发布政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把关，尚书省负责具体执行，整个流程清晰明确，减少了扯皮和推诿。
在人事制度方面，李隆基表现出了极强的识人用人能力。
他不拘一格降人才，既重用传统的门第士族，也提拔平民出身的有为之士。
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让有能力的人能够脱颖而出。
姚崇的任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姚崇虽然出身并不显贵，但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卓越的政治才能。
李隆基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坚持任命他为宰相，结果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在姚崇的主持下，朝政运作井然有序，各项改革措施得以顺利推行。
宋璟的升迁更是体现了李隆基的用人智慧。宋璟以清廉正直著称，但性格比较刚直，容易得罪人。
很多皇帝可能不愿意用这样的人，但李隆基却认为正是需要这样的人来匡正朝政。
在宋璟担任宰相期间，朝廷的风气为之一新，贪污腐败现象大大减少。
在地方管理方面，李隆基也进行了重要的制度改革。
他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监察体系，派遣巡按使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官员的政绩。
这种制度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有效防止了地方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
检田括户政策的实施更是体现了李隆基治国理政的能力。
从开元九年到十三年，历时四年的检田括户运动，不仅为国家增加了88万户人口，更重要的是重新分配了土地资源，让更多的农民获得了生产资料。
这项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
李隆基通过精心的组织安排，派遣得力官员分赴各地主持这项工作，同时建立了严格的监督机制，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结果证明，这项政策不仅达到了预期目标，还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军事制度方面，李隆基同样进行了重要改革。
他调整了府兵制的具体运作模式，加强了对军队的集中统一指挥。
同时，他还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边防体系，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节度使，统一指挥该地区的军政事务。
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是很有效的。
节度使制度既能保证边防的稳定，又能提高军事指挥的效率。
只是到了后期，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了藩镇割据的温床，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三】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开元年间的经济繁荣，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个高峰。
这种繁荣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有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是经济繁荣的基础。
开元年间，全国可耕地面积大幅增加，农业技术不断改进，粮食产量屡创新高。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粮仓经常因为存粮过多而出现腐败变质的现象，可见农业生产的丰收程度。
这种农业大发展的背后，是一系列有效政策措施的支撑。
李隆基大力推广新的农业技术，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同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
检田括户政策的实施，更是让更多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
水利建设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工程。
李隆基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修建和整治水利设施，既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又有效防止了水患。
关中地区的郑国渠、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得到全面整修，新的水利工程也在各地兴建。
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开元年间，全国人口从武则天时期的600多万户增长到900多万户，增长幅度达到50%以上。
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古代社会是相当惊人的，说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商业贸易的发展更是这一时期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
长安和洛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来自各国的商人云集于此。西市和东市熙熙攘攘，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展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通过这条贸易通道，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而西方的香料、珠宝、玻璃器皿也大量涌入中国。
这种贸易往来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货币制度的完善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开元通宝成为当时通行的标准货币，其铸造工艺精良，重量标准，深受商人和民众的信任。统一的货币制度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流通。
手工业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
丝织业、陶瓷业、金属加工业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炉火纯青，成为中外闻名的艺术珍品。铜镜、金银器皿的制作技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产品远销海外。
科技发展为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支撑。
农业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粮食产量，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提升了产品质量，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
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更是为文化传播和商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
城市建设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
长安城的规划建设堪称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整个城市布局合理，设施完善，人口众多。
据估算，开元年间的长安城人口可能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这种经济繁荣带来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不仅贵族官僚生活奢华，连一般的市民百姓也能够享受到相对富裕的生活。
服饰、饮食、住房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改善，社会消费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疆域拓展与民族融合
开元年间的唐朝，不仅在内政方面成就斐然，在对外关系和疆域管理方面同样表现出色，展现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气度和实力。
唐朝的疆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范围。
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咸海，南达越南中部，北抵贝加尔湖，总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
如此辽阔的疆域，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就连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也难以相比。
这种疆域的拓展并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征服，而是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李隆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灵活性，既有武力震慑，也有怀柔政策，既有经济诱导，也有文化感化。
在西域地区，唐朝通过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绿洲城邦实施有效管理。
这种管理方式既保持了当地的相对自主性，又确保了中央政府的最终权威。
各城邦国家名义上保持独立，但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听从都护府的指挥。
对于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李隆基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
他通过册封、和亲、赏赐等手段，拉拢一部分部族，打击另一部分部族，使得这些游牧民族无法形成统一的对抗力量。
同时，他还大量招募这些民族的勇士充实唐军，既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实力，又增强了唐朝的战斗力。
在朝鲜半岛，唐朝通过设立安东都护府，对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政权实施间接统治。
这种统治方式相对温和，既避免了直接统治可能带来的反抗，又确保了唐朝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南方的管理更是体现了李隆基的政治智慧。
对于南诏、吐蕃等相对强大的政权，他采取了册封体系，承认其内部自主权，但要求其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
这种安排既维护了唐朝的面子，又避免了不必要的军事冲突。
民族政策的成功实施，为唐朝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首先是经济利益，各族人民的和平相处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贸易收入。
其次是军事利益，各族勇士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为维护边疆稳定提供了可靠保障。
更重要的是文化利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
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各个艺术领域都吸收了外来元素，形成了独特的盛唐气象。
这种文化的繁荣不仅提升了唐朝的软实力，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开元年间长安城的国际化程度令人惊叹。
据统计，当时长安城内的外国人可能多达数十万，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
这些外国人不仅从事商业贸易，还有很多人在朝廷中担任官职，成为唐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交流也十分活跃。许多外国留学生来到长安求学，学习中华文化和先进技术。
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前往其他国家传播文化知识。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借鉴。
宗教政策的开明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李隆基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都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允许它们在唐朝境内自由传播。
这种宗教多元化的格局，不仅体现了盛唐的包容气度，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精神支撑。
【五】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
开元年间的文化艺术成就，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巅峰时期。
这种文化繁荣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开放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诗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广受赞誉，更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李白的诗歌豪迈奔放，想象力丰富，被誉为"诗仙"。
他的《将进酒》、《蜀道难》、《静夜思》等作品脍炙人口，展现了盛唐诗人的浪漫情怀和豪迈气概。
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内容丰富，被称为"诗圣"。
他的《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吏三别》等作品，不仅艺术成就很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
王维的诗歌清新淡雅，意境深远，被誉为"诗佛"。
他的山水诗特别出色，如《山居秋暝》、《鸟鸣涧》等，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怀完美融合，开创了山水诗的新境界。
这些诗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政治稳定为文人提供了安定的创作环境，经济繁荣为他们提供了物质保障，文化开放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散文创作同样成就突出。
韩愈、柳宗元等文学家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他们的散文作品文笔优美，思想深刻，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著作的编撰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史记》、《汉书》的传统得到发扬光大。
绘画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他的宗教画技法精湛，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开创了中国人物画的新风格。
阎立本的历史题材绘画同样优秀，他的《历代帝王图》等作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山水画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王维不仅是杰出的诗人，也是优秀的画家，他的山水画诗画相融，意境深远，被后世称为"文人画"的鼻祖。
书法艺术同样达到了很高水平。
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在这一时期活跃，他们的作品法度严谨，风格独特，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李隆基本人也是书法高手，他的书法作品流传至今，展现了帝王的文化修养。
雕塑艺术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
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佛教石窟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雕刻技法精湛，造型优美，体现了当时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准。
世俗雕塑也有重要发展，陵墓雕塑、建筑装饰雕塑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工艺美术的发展更是多姿多彩。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臻于完善，色彩绚烂，造型生动，成为中外收藏家竞相收藏的艺术珍品。
金银器制作技术达到新高度，产品精美绝伦，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
音乐舞蹈艺术同样繁荣昌盛。
李隆基本人就是杰出的音乐家，他创作的《霓裳羽衣曲》被誉为古代音乐的经典之作。
宫廷音乐机构梨园的设立，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
各民族音乐舞蹈的融合，为唐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胡腾舞等舞蹈形式在长安广为流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
乐器制作技术也有重要发展，琵琶、筝、笛等乐器的制作工艺不断改进，音色更加优美。
建筑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峰。
长安城的规划建设堪称古代城市规划的杰作，大明宫的建筑群宏伟壮观，体现了盛唐建筑的雄浑气势。
佛教寺院建筑同样精美，大雁塔、小雁塔等建筑至今仍是古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
科技发展为文化繁荣提供了重要支撑。
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为书籍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文化的普及。
造纸术的改进使纸张质量不断提高，为文字记录和绘画创作提供了更好的载体。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国子监、太学等教育机构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培养了大批有文化修养的人才。
科举考试制度的完善，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教育和参与政治的机会。
这种全方位的文化繁荣，不仅体现了唐朝的强大国力，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思想可以自由交流，各种艺术形式可以充分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和谐相处。
这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天宝十三载（754年），72岁的李隆基站在华清宫的凝碧池畔，凝视着池中倒映的夕阳。
此时的他，统治大唐帝国已经整整42年，回望来路，功业确实辉煌得令人眩目。
这42年间，李隆基从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年轻皇帝，成长为执掌世界最强帝国的一代雄主。
削平太平公主之乱，重振朝纲；开创开元盛世，国力达到巅峰；拓展疆域万里，威震四方；繁荣文化艺术，成就千古佳话。
每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名垂青史，而这些成就的总和，更是让他有资格跻身千古一帝的行列。
此时的大唐帝国，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堪称完美。
政治上中央集权稳固，地方治理有序；经济上农业繁荣，商业发达，国库充盈；军事上兵强马壮，威慑四夷；文化上百花齐放，辉煌璀璨。整个帝国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国度。
如果李隆基能够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将皇位传给太子，自己做个太上皇安享晚年，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会完全不同。
史官们会这样评价他：雄才大略，削平祸乱；励精图治，开创盛世；文治武功，无愧先王；知人善任，贤相辈出。
他的庙号依然会是"玄宗"，但"玄宗"这两个字承载的历史分量将会截然不同。
后世会将他与秦皇汉武、隋文唐太并列，甚至认为他的成就超越了前人，因为42年的持续繁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极其罕见的。
可惜历史从来不给人留遗憾的机会。就在这个看似完美的时刻，一些致命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六】盛世表象下的致命危机
天宝年间表面上的繁荣昌盛，实际上掩盖着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制度缺陷。
这些问题在开元年间就已经存在，但当时由于皇帝英明、大臣贤能、制度有效，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到了天宝年间，随着各种不利因素的累积，这些问题开始集中爆发。
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的危机。
均田制在实施初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更多农民获得了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加剧，这个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或者依附于大地主，社会分化加剧。
与此同时，朝廷的赋税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反而因为隐瞒人口和土地而有所减少。这种矛盾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
军事制度的变化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
府兵制在唐朝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保证了兵源，又避免了职业军人的专权问题。
但到了开元年间，随着疆域的扩大和边防压力的增加，府兵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军事需求。
李隆基被迫改革军制，在边境地区设立节度使，统一指挥军政事务。
这种制度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边防效率，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患。
节度使掌握军队，控制地盘，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和安史之乱创造了条件。
更危险的是，李隆基为了防止汉族将领专权，大量启用胡人担任节度使。
这些胡人将领虽然军事能力强，但对唐朝的忠诚度值得怀疑。
安禄山正是这种政策的产物，他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步控制了河北三镇的军队，最终发动了叛乱。
财政制度同样存在严重问题。开元年间的财政相对宽裕，主要依靠农业税收和商业税收。
但到了天宝年间，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和宫廷消费的膨胀，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为了增加收入，朝廷不得不增加税收，加重农民负担。
同时，还通过出售官职、垄断盐铁等方式筹措资金。
这些措施虽然缓解了财政困难，但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官僚制度的腐败也日趋严重。开元年间严格的考核制度和清廉的政治风气，到了天宝年间开始松懈。
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的得势，标志着朝政的变质。
这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排斥贤能，提拔亲信，导致官僚队伍素质下降。
更严重的是，这些奸臣还有意阻止皇帝了解真实情况，营造虚假的繁荣景象。
李隆基逐渐脱离实际，对国家面临的问题缺乏清醒认识，这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令人担忧。
开元年间相对朴实的社会风尚，到了天宝年间变得奢华浮躁。
上层社会追求享乐，下层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种风气的变化反映了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社会动荡。
对外关系的处理也出现了重大失误。
开元年间相对成功的民族政策，到了天宝年间开始走样。
过分依赖胡人将领，忽视了对他们的有效监控，给了他们坐大成势的机会。
同时，对周边民族的政策也缺乏一贯性，时而强硬时而软弱，削弱了唐朝的威信。
这些问题的累积，使得表面繁荣的大唐帝国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
只需要一个导火索，整个帝国就可能陷入动荡之中。而安禄山的叛乱，正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
【七】安史之乱：帝国崩塌的开始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日子到来了。
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蓟城南郊誓师起兵，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震撼整个帝国的叛乱。
安禄山这个人的背景颇为复杂。
他本是营州柳城的胡人，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属于典型的胡汉混血。
早年以互市牙郎的身份在边境地区从事贸易，后来参军入伍，凭借军功逐步升迁。
这个身材肥胖、看似憨厚的胡人，实际上头脑极其精明，善于察言观色，深谙权术。
他通过各种手段取得了李隆基的信任，甚至被收为干儿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宠信。
利用这种特殊关系，安禄山逐步控制了河北三镇的军政大权，拥有了15万精锐边防军。
安禄山选择叛乱的时机非常巧妙。
此时的李隆基已经71岁，沉迷于声色犬马，对朝政日渐松懈。
杨国忠专权误国，排斥异己，朝政混乱。
更重要的是，内地军队长期承平，战斗力远不如边防军，根本无法与安禄山的精锐部队抗衡。
叛乱一开始就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
安禄山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而河北地区的唐军却毫无准备。
短短几天内，叛军就攻占了河北的大部分州县，兵锋直指洛阳。
更可怕的是，叛军所到之处，当地官员要么望风而降，要么弃城而逃，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
这种情况充分暴露了唐朝地方政府的腐败无能，也反映了民众对朝廷的失望情绪。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李隆基的反应充分暴露了他晚年的昏聩无能。
他不是立即调集军队迎战，而是寄希望于安禄山能够"自己醒悟"，甚至派遣使者前往劝说。这种天真的想法，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当李隆基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性时，叛军已经兵临洛阳城下。
他匆忙调动各路军队勤王，但这些临时拼凑的军队根本无法与叛军抗衡。
更糟糕的是，他还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处死了封常清、高仙芝等有能力的将领，进一步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
天宝十五载正月，洛阳失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这个消息传到长安，整个朝廷为之震动。一个曾经对皇帝俯首帖耳的"干儿子"，竟然公然称帝，这对李隆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更严重的是，叛军继续西进，目标直指长安。
潼关成为保卫京师的最后屏障，但守关的哥舒翰虽然是名将，却已经年老多病。
在杨国忠的逼迫下，哥舒翰被迫出关迎战，结果大败而归，潼关失守。
天宝十五载六月，叛军兵临长安城下，整个京师陷入恐慌。
李隆基被迫做出了他统治生涯中最屈辱的决定：放弃京师，向四川逃亡。
这个曾经威风八面的皇帝，如今却要像丧家之犬一样仓皇出逃，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逃亡途中发生的马嵬驿兵变，更是这场悲剧的高潮。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756年7月15日），逃亡队伍到达马嵬驿。
愤怒的禁军将士杀死了杨国忠，并强迫李隆基处死杨贵妃。这个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绝世美人，就这样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马嵬驿兵变不仅是杨贵妃个人的悲剧，更标志着李隆基政治生涯的彻底结束。
太子李亨在灵武自立为帝，是为肃宗，尊李隆基为太上皇。
从此，李隆基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再也无法主导国家政务。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过程极其艰难，代价极其惨重。
这场叛乱历时八年，波及大半个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据史书记载，战乱期间全国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大片土地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更严重的是，这场叛乱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
中央权威严重削弱，地方势力坐大，藩镇割据局面正式形成。
虽然名义上全国统一，但实际上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中央政府只能控制京畿地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成为唐朝衰落的根本原因。
对外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大部分地区，切断了丝绸之路；回纥虽然帮助平叛，但也趁机勒索了大量财物；朝鲜半岛和安南地区纷纷脱离唐朝控制，建立独立政权。
曾经威震四方的大唐帝国，从此失去了对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
宝应元年四月甲寅（762年5月3日），78岁的李隆基在长安神龙殿病逝，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这位曾经开创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最终在孤独和悔恨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唐朝不可逆转的衰落。
李隆基的一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权力会使人腐化，成功会让人迷失，任何统治者都不能脱离实际，沉迷享乐。
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兴衰不能仅仅依赖于个人的英明，必须建立完善的制度，确保政权的长期稳定。
如果李隆基能够在开元年间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那么安史之乱很可能不会发生，唐朝也不会由盛转衰。
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思考和感慨。
这个本可成为千古一帝的君主，最终因为最后7年的昏聩失误，而背负了千年的历史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