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桥兵变的顺利进行，背后却藏着韩通血洒街头的遗憾。这位原本可以封城阻挡敌人的后周大将，却变成了赵匡胤登基的铺路石。
赵匡胤一坐稳皇位，就用喝酒的办法，解除兵权，把军队的掌控权收回来，表面上看像是把五代乱象解决了，可实际上为宋朝埋下了隐患。这些为了防止兵变而制定的制度枷锁，最终在靖康之耻那会儿，全都裂开了。
为防止兵变，分散权力，搭起一道稳固的安全防线。
在老周眼里，陈桥兵变的顺利成行，实际上还藏着个挺大的偶然。后周的大将韩通，本有机会改变整个局势。这位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赵匡胤带兵进城的时候，早就从宫里冲出来，准备调兵抗敌。
他握着京城的关键守军，要是赶紧关闭城门，赵匡胤那场“和平兵变”就完全泡汤，甚至还能帮李重进和李筠争取宝贵的志愿时间。
毕竟历史没有如果，韩通刚走到街上就被王彦升追杀，全家都遇难了。赵匡胤后来追赠他中书令，也算是对这位敌手忠义的一个肯定。
李重进和李筠的反抗，成了五代那个时代最后的悲歌。郭威的外甥李重进在扬州起兵，之后后周的老将李筠又和北汉联手作难，两人最终都选择了点火自焚。
实话说，这俩人的死意义挺重的。李筠代表的五代武人专政，李重进代表的贵族政治，都在那场大火中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赵匡胤耗费心血建立起来的文官治理新章程。
他对五代时期“兵骄叛上”的乱象看得很透，登基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巩固中央集权。
咱们来瞧瞧他的手段多霸气。宰相权力太大？那就安排参知政事来分担民事，枢密使负责军事，三司使管财政，三个岗位各握一块大权。
这一套“三权分立”，看着挺牛叉，实际上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里。枢密使只管调兵，调兵的掌控权都归三衙；三司使负责盐铁、户部的事，宰相基本上变成了摆设，成了“空架子”。
地方上更了得，把武将节度使换成了文官知州，还特别设了通判来牵制。虽然后来通判的监视作用减弱了，但知州要发重要文件，必须得两人联名，基本上没法单打独斗。
赵匡胤直接说，就算有一百个文官贪污，危害也不及一个叛乱的武将，用文官其实更稳妥。
藏下隐患，强军梦想破碎的制度悲歌
我要跟你说的，北宋那会儿的军事早就积贫积弱了，真不是天赋不足。根源在哪呢？就得说赵匡胤的顶层布局，他怕再出个像自己一样的人，把军队管得比绣花还细，搞得紧得不得了。
禁军一半留在京城，一半守着边疆，这“内外相制”看上去挺稳当，其实反倒让战斗力量散开了。
更要命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赵匡胤推行更戍法，禁军按500人一组，半年到一年就换防，带领的将领也轮流换。
士兵们刚刚适应了将领的战术，就被调到新部队，大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根本无法保证。
换个角度来看，军事指挥体系真是荒谬透顶。枢密院掌握调兵的权利，可偏偏不能直接统领部队；而三衙虽然有调兵的能力，却没有调兵的权限，搞得像是“兵符由枢密院发出，却无法指挥部队”的尴尬局面。
更叫人觉得奇怪的是那套遥控系统，皇帝和枢密使在京城提前布置好阵图，前线的将军们得按照图上的安排办事，哪怕战场局势发生了变化，也不能随意调整。
就像是把农民播种、浇水的时间都规定死了，遇到灾年也得硬着头皮照做；给远征军队配的药方死板，士兵中瘴气中毒了，郎中也不敢随意换药。将领们没有了临场决断的权利，战机频繁被耽误。
再加上“守内虚外”的策略，最精锐的禁军全都驻扎在京城里专门防内乱，外头就靠收取岁币来换取和平。
再说那募兵制，一遇灾荒就召集流民当兵，到了宋仁宗的时候，这些兵力差不多有百万之多，不仅战斗力让人担心，还把全国五成的财力都用来养兵。
赵匡胤掌握权力的布局里，还暗藏着一招终极手段——那就是用一杯酒来解除兵权。
虽然关于史料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核心内容就是收回了禁军将领的兵权。他用财禄诱惑石守信等人，让他们自己交出了兵权，这样一来，武将干政的可能性就彻底被扫除。这套做法使北宋内部保持了百年的安稳，不过也让军队变得没有了刚性和血性。
结语
赵匡胤通过分权制衡稳住了内部动乱，可也为宋朝设置了一些军中枷锁。为怕武将谋反，他把兵权一层层地限制；为了长久安稳，便打压武官，提拔文官。
治国岂能只靠防着自己人？一旦金、蒙元这些劲敌来袭，僵硬的军事体制根本扛不住，靖康之耻也不过是制度漏洞的集中爆发罢了。
归根结底，用武力压制来换取平安，只不过是自己把手臂割断了，哪怕再繁荣的文治，亦难以护住那摇摇欲坠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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