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阎王”谷正文步入晚年之际，唯有他的养女谷美信能获准踏入他的私人空间，与之亲近。
谷美信言道——他日间大半光阴沉睡，唯有夜幕低垂之际，方才苏醒片刻。醒来后，他便静静地坐着，凝视着周遭的一切。
在他无人造访、沉默不语之时，他宛若一位形销骨立的老人，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显得沉默而深沉。然而，每当忆起往昔，目睹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他的形象便截然不同。他的记忆异常清晰，言谈举止从容不迫，甚至夹杂着几分尖刻的幽默，让人不禁感到一丝畏惧。
他总觉得自己命悬一线，每一步都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他谨慎至极，从不随意饮用他人的水，品尝别人的食物，亦不轻易接受他人的包裹。他信任度极低，即便是面对妻子与亲生儿女，除非万不得已，否则通常保持距离，与亲人断绝往来。
即便已步入耄耋之年，他依旧脾气火爆。记得有一回，听闻女婿不忠，竟怒不可遏，携刀上门与女婿对质。言辞交锋间，他竟不顾一切，从腰间拔刀，狠刺女婿后臀两下。
他对自己的一生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切勿争做首位，那往往意味着危险重重，应当甘居次席，需得心狠手辣、行事稳健、言语谨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却舍弃了长久遵循的教诲，频繁在各类敏感场合发声，揭露了许多尘封已久的秘密。
他坦言，自己的一生笼罩在阴影之中，旁人或许视其为罪恶，但这并不能动摇他的信念。他所做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其自豪的杰作。如今，岁月已高，时日无多，他感觉是时候清算过往了。对于一位历经无数风险的人来说，到了生命的尾声，已无所畏惧。谷正文这个名字，象征着“乱世中的蛇神”······
揭开历史尘封的面纱，今天我们一探究竟：那所谓的“乱世蛇神”，究竟有何等邪恶？
谷正文原先的名字叫郭同震，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山西汾阳人，早年就读于汾阳中学，1931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九一八事变后，华北虽大，但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的内心与许多热血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寻求进步，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有历史研究者仔细查阅了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新生入学登记以及学生名单，均没有发现“郭同震”这个名字，至于他所说的九一八后曾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亦无法得到证实。
这无疑揭示了某种事实。谷正文极其擅长编造谎言，以虚假的外表粉饰自己。
实际上，彼时的谷正文已投身军统，为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沙滩校区周边展开渗透行动，他假扮成了北大的一名学生。
谷正文英俊挺拔，风度翩翩，才华横溢，专长文艺创作。凭借这等优势，1935年一二·九运动进入尾声之际，他巧妙地加入了由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荣任大队长一职。鉴于该队伍成员并非全为北大学生，众人便亲切地称他为“杂牌大队长”。
1937年夏日，应中共北平地下党之命，"民先队"总部精心策划，组建了“农村服务宣传团”。该团旨在利用暑假的宝贵时光，深入河北保定周边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谷正文以其卓越的创作天赋，始终是“宣传团”中的核心力量。
1937年8月，济南之行中，“宣传团”瞥见了邹韬奋所撰写的《战地移动剧团》一文，灵感顿时涌现。据此，他们决定将“农村服务宣传团”更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至9月底，谷正文亦随团抵达济南，随后，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亦将剧团名称正式改为“山东省教育厅战地移动剧团”。
在那个年代，身为“移动剧团”的核心成员，他以其率真、激昂的抗战激情而备受同仁们的喜爱，大家均乐于与他建立深厚的友谊。
彼时的“移动剧团”遵循着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即每位成员轮流记录一周的《剧团日记》。在1938年4月2日的《剧团日记》中，一位历史研究者发现了以下记载：“行李已悉数装载于车，然而遍寻‘杂牌’（谷正文名号）却不见踪影。小荣骑上自行车四处搜寻，却只落得一脸失望，空手而返。我们心急如焚。天色渐暗，开始下雨。中午时分，杂牌终于归来。他曾在钟表店耐心等待，期待修复那件令人头疼的坏表，但最终仍以失望告终。真是一件令人愤懑的坏表！”
2006年12月，当大陆的朋友在台北采访谷正文时，便向他提及了这一日记中的细节。谷正文先是一阵无声的微笑，随后回应道：“那不过是玩笑罢了。”他接着解释说，实际上，我之所以以修表为名，只是为了作为会面的掩护。
1938年8月下旬，应董必武之策，"移动剧团"启程北上，抵达郑州后，继续前往延安。然而，谷正文以“团队内部存在人事摩擦，工作兴趣不相契合”为由，坚决选择留在山东，未能随团一同前往延安。
1939年三月，八路军115师勇闯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苏区首支文艺宣传队伍——战士剧社，亦随115师东进支队抵达山东。谷正文才华横溢，趁着加入山东战地移动剧团并入战士剧团的机遇，竟再次荣任115师战士剧团的大队长。
谷正文后来回忆说，在115师战士剧团那段时间的历练，使我懂得了“渗透”的概念，而我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及共产党个性的体认，又使我在渗透活动上拥有许多便利······由于通货膨胀，我所提出的条件是，一个月一袋面粉。在当时，对学生而言，这一袋面粉是一项很大的诱惑，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在亲共学生团体内发展出一个为数二十二人的情报组织。这个种子队，对我日后负责的各项反共情报任务，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必须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渗透，要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
1940年9月，战士剧社前往山东纵队进行慰问演出。某日夜晚，谷正文与来自延安的教员王力发生争执，争执之后，他气愤地离去。众人当时推测他或许已返回师部。然而，众人抵达师部后，并未发现他的身影。不久后，众人方才得知，这一切都是他早有预谋。他从另一位教员宪章那里骗取了一支手枪和一匹马，从此音讯全无，彻底消失在众人视野之中。
谷正文之所以选择离开115师战士剧社，实因军统赋予了他新的使命，亦或是他自行与日军搭上了线。总之，当谷正文再次现身，他已成为“济南之虎”日本宪兵队曹长武山英麾下的汉奸特务。
在为虎作伥的那三年时间里，谷正文可恶至极，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志士的鲜血。
抗战终战之际，武山英一遭拘捕，并于1947年9月30日被宣判死刑。然而，谷正文却巧妙地避开了惩处。他更改了名字，将原名郭同震弃之不用，改姓谷，名正文，逃至北平，随即化身为军统机构“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
“郭同震学识渊博，才干非凡，堪当重任。”
戴笠的这一句深藏不露的评语，分量沉甸甸。自此，毛人凤对谷正文极为器重，每当华北地区面临棘手难题，便毫不犹豫地将他视为“利剑”，从幕后抽离出来，用以解决。
回首那段罪恶累累的往昔，谷正文曾毫不犹豫地宣称，他此生共有七件得意之作，其中首件便是在1947年的春夏之交完成，那时他刚刚重返军统，并未辜负那些赏识他的上级的期望。
1947年春末夏初，华北解放军接连发动了正太战役、保定战役和青沧战役，成功歼灭国民党军队数万之众。然而，战局并不乐观，尤其是得知华北地下党活动异常活跃，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涉嫌与共党勾结的消息，蒋介石震怒不已，即刻下令保密局迅速展开行动，挖掘中共地下电台，搜集孙连仲通共的证据。
身为处理此案的关键人物，谷正文采取的策略极为犀利。他首先派遣装备有尖端侦测设备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广泛进行侦查。当发现鼓楼东侧区域出现异常的电台信号，却无法确定具体位置时，他迅速决定动用一位擅长飞檐走壁的刺客进行追踪。
这位飞贼名为段云鹏，昔年曾师从“燕子李三”，习得一身翻墙越脊的绝技，在京津地区作案无数，声名狼藉。后经军统接纳，江湖上便以“赛狸猫”之称唤之。
段云鹏于1954年落网后，曾供述称，在谷正文分配任务之初，他深感迷茫，不知从何下手。然而，谷正文的一番指点让他茅塞顿开，他被告知只需将敏锐的洞察力与身手矫健的技巧相结合，如同捕鼠者捉拿老鼠一般，盗贼之间相互捉拿，实则并非难事。
不久后，“贼捉贼”成为关键突破口。
至于段云鹏如何发现电台，谷正文的叙述是，这位飞贼夜间行踪诡秘，最终凭借在一户民宅的梁上“倒挂金钩”的姿势，发现了电台的存在。而段云鹏本人则表示，是谷正文那句“眼光要锐利一些”的点拨启发了他。某日，他在京兆东公街东侧的一处院落外，留意到一根与众不同的天线，便悄悄接近窗户下方进行监视，进而发现了有人在发送电报。
锁定目标后，谷正文显露出非凡的耐心，并未急于动手，反而在接下来的数日里，细致入微地观察电台的发报模式，并紧密追踪发报员的行动轨迹。如此行事，他的目标清晰而坚定：不仅要捉拿一艘“活电台”，更要彻底揭露隐藏其后的情报网络。
1947年9月24日，谷正文有所行动。
在行动启动之际，他郑重地叮嘱飞贼段云鹏，务必待发报员将最后一封电报发送完毕，方可潜入屋内进行抓捕。
诸多历史性的时刻，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往倾斜一方，而这回，好运似乎眷顾了谷正文。就在飞贼率领一群特务闯入屋内，将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孟良玉、张厚佩、李毓萍等四位人物悉数擒获之际，他们意外地发现，李政宣竟然保管着所有发报的文件。
依据敌后通讯的保密规定，李政宣理应于发送电报之后即刻销毁相应的发报文件。
单凭其私自留存这些文件之举，便足以推断他将之视为潜在的谈判筹码。
把握住关键所在，谷正文并未经历太多曲折，针对症结施以良策，不久便成功制服了李政宣。
李政宣的背叛之举，让谷正文接下来的举措更加险恶。他竟然要求李政宣仍旧如常发送电报，以此掩盖波涛，蓄势待发，企图钓取更大的鱼，对党内西北情报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仅仅数日之间，西安、承德、沈阳、兰州、天津、上海等多地我党秘密电台纷纷遭受摧毁，被捕的地下党员超过百人。其中，更有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系统联络人王石坚等叛变的案例，以及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等两名中将及十七名少将被捕的消息。
获悉我党在西北地区历经十数年艰辛耕耘的情报网络于顷刻间遭到彻底摧毁，情报战线的常胜之将李克农瞬间遭受了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当场病倒。
谷正文津津乐道的第二件得意之作，实则是一桩未能达成的壮举。尽管未能如愿，他却始终难以忘怀，时常将其作为谈资“炫耀”，只因他坚信，这份遗憾恰恰彰显了他非凡的胆识与气魄。
1948年的寒冬，淮海战役激战正酣，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困守北平的傅作义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当黄维被俘的消息传来，傅作义更是整日不离办公室，夜晚疲惫至极也仅是身着军装，倚靠在椅子上勉强休息片刻。他身边的特务目睹他愁眉不展，意志动摇，纷纷向南京上报了守将不稳的情报。
蒋介石为了安抚傅作义，首先派遣郑介民赴北平，试图说服其率领部队突破重围，从天津启航南迁；然而，傅作义并未被说服。随后，蒋介石又指派同属山西军系的徐永昌前往北平担任说客，但最终仍如石沉大海，毫无成效。
1949年1月，蒋介石在淮海战役的惨痛失利后，宣告卸任。与此同时，他派遣自己的儿子蒋纬国前往北平，执行对傅作义的最后一轮争取任务。那时，谷正文恰好在北平，蒋纬国的到来后，他立即献上了一条毒计——鉴于形势紧迫，应采取非常手段，趁机将傅作义拘押至南京。
蒋纬国深思熟虑，深知此举风险极高，一旦消息外泄，必对蒋介石的声望造成重创，因而踌躇不前，不敢轻举妄动。
面对这一局面，谷正文并未放弃希望，他毅然再次向蒋纬国进言，坚定地认为，此举是北平沦陷前所能实施且具有极大意义的行为之一。若绑架得手，将傅作义押解至南京，以通敌之罪予以审判，不仅能提振北平城内军队的士气与军心，同时对于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而言，也将构成一次强烈的警示。
传闻中，谷正文为说服蒋纬国，特意提及了一段往事——那便是戴笠运用过的一招高明手段，成功擒获了山东的韩复榘。韩复榘遭处决之后，国军便在台儿庄迎来了抗战期间的首场重大胜利。
蒋纬国非乱世枭雄，不敢。
四十三载光阴逝去，至1993年，谷正文与蒋纬国重逢。昔日遗憾仍萦绕心头，他不禁追问道，当年蒋纬国为何未采纳他的良言。
蒋纬国回忆道，在他抵达华北剿总司令部之际，目睹傅作义疲惫不堪地倚靠在椅子上，手中拿着火柴，却连点五次都无法点燃一根香烟。面对傅作义的提问，若是他是傅的二少爷，会采取何种措施，蒋纬国陷入了沉默，内心涌动着怜悯之情。
谈及此处，蒋纬国补充道，经过一番思考，我意识到父亲并未曾交代我采取此举，故而我不便自作主张。
谷正文懊恼不已。
谷正文津津乐道的第三项成就，乃是一起血腥刺杀案，其中弥漫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活阎王”气息。
云南才子杨杰，被誉为民国军事学术的宗师，他与蒋百里、白崇禧、刘伯承并称“我国三大半参谋长”，其一生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国防新论》、《战争要诀》等军事经典。
杨杰，滇军出身，在内战时期便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抱有异议，力主“团结御外”。1933年，在长城战役中，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指挥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然而，尽管他并非蒋介石的直系亲属，却始终未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
1949年，杨杰，与国民党早已心生嫌隙，毅然成为了“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军人物。他暗中策划了云、贵、川、康地区的地方势力发动武装起义，却屡遭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在重重危机之中，他最终选择逃往香港，寻求庇护。
国民党撤离大陆，蒋介石深感痛楚，陷入深深的自我反思，却未能找到明确的方向。他心中充满了对往昔政敌与异见者的憎恨，迫切渴望报复，似乎唯有将他们彻底击败，方能稍稍缓解胸中的愤懑。
杨杰是其报复首选。
为此，蒋介石屡次敦促毛人凤尽快处理此事。
为确保开局顺利，毛人凤当即将此事委托给谷正文处理。
毛人凤问谷正文：有信心吗？
谷正文语气坚定，他回应道：“有信心。”他的计划直截了当，旨在直击要害。
1949年十月下旬，田九经与韩克昌悄然现身于杨杰寓所周边。此二人系谷正文从国民党国防部技术总队精心挑选出的刺客。田九经负责周遭的警戒工作，而韩克昌则手握一封书信，径直前往杨杰的住处，谎称其为台湾友人送来信件，遂门而入。
杨杰未曾料及台湾特务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敲门行刺，他毫无防备，韩克昌便轻易地闯入了屋内。
韩克昌请杨杰写收据。
正当杨杰弯腰挥笔书写收据之际，韩克昌猛然拔出枪支，接连扣动扳机，三声枪响过后，杨杰应声倒地，当场命丧黄泉。
杨杰原计划前往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却不幸在香港魂断。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对未能妥善保护杨杰，深感自责，屡次反省。
谷正文所自豪的第四件杰作，堪称其邪恶本性的最佳写照。在这位人物眼中，越是阴险狡诈之事，他的思维便越发敏捷，邪恶气息愈发浓烈。
1950年，台湾保密局曾拟定一项旨在破坏的计谋——计划在台湾秘密印制大量伪造的人民币与港币，随后利用渔船将这些假币走私至大陆及香港，意图以此扰乱大陆的金融市场，引发一场经济恐慌。
启动破坏行动之际，保密局的要员叶翔之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推给了谷正文。他告诉谷正文，鉴于台湾的印刷制版技术受限，若要成功伪造出足以以假乱真的货币，关键在于寻觅所需的专业人才。谷正文，你思维敏捷，请动动脑筋，看看我们应采取何种策略？
传闻谷正文现场便给出了明智的回应。他坦言，监狱之中固然污秽横行，亦藏有非凡之才。若细致研读刑事犯罪的档案，定能寻觅到我们所需之人。
依照谷正文的策略，保密局迅速在监狱里锁定了一名名叫凌旦复的犯人。他性格奇特，平日里沉默寡言，颓废不振，往往半天也难以开口。然而，一旦话题转向印制假钞，他即刻焕发出全新的精神面貌，兴奋不已，滔滔不绝，宛若一台全速运转的邪恶机器。
在以“服劳役”为由将凌旦从狱中释放之际，谷正文向他质问，若是让我失望，你将承受包括生命在内的沉重代价。
凌旦再次说道，你颇具识人慧眼，正如我天生擅长印钞一般。
凭借着这双天生异禀、能够辨色的眼睛，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雕版技艺，再辅以从德国引进的、用于印制中国大陆人民币的高质量纸张，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币很快便被凌旦复印制得惟妙惟肖。
然而，保密局的特务们在此时犯下了一个愚拙的错误，他们所制造的假钞多以每张五元的大钞为主，却未曾料到彼时大陆正处于艰苦奋斗的时期，市面上的流通货币以零钱和角票为主。
因而，这张五元面额的假币一经出现，便立刻成为了众矢之的。循着这条线索深入调查，众多暗中潜伏的特务终遭覆灭之厄运。
谷正文所率领的这伙特务行径尤为可憎，他们在意识到自己犯下低级错误之后，竟变本加厉，大量印制面额为一元和五角的小额假币，随后肆无忌惮地向广东及香港地区倾销。
在那时，这等罪恶行径不仅对大陆经济造成了重大困扰，更让在香港、广东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人士遭受了巨额损失。最终，连美国人也纷纷放弃，只得无奈中止。
谷正文事后坦言，在这件事上，有人暴露了贪婪的本性，有人则展露了知识的匮乏。尽管我遭到了质询，但这不过是政治层面的辞令。实际上，我得到了部分人的认可。
谷正文的第五项得意之作，再次实现了全盘掌控，此事使他声名鹊起于台湾，彻底确立了“活阎王”的恶劣称号。
1949年11月，为协助台湾的解放事业，中共的隐蔽交通员、华东局的特派员朱谌之受命从香港秘密潜入台湾，与在国民党国防部担任参谋次长的吴石将军（代号“密使一号”）取得了联系。
起初，一切顺利。
吴石将军向朱谌之披露了大量的台湾军事情报，内容涵盖绝密级别，诸如台湾战区的战略防御部署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的海防前沿阵地兵力与武器配置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分析资料，以及国民党海军与空军的兵力部署与现状。
这批情报自香港转送至华东局及北京，毛主席特此叮嘱：“务必为他们的贡献记上一功！”
正当朱谌顺利完成使命，即将踏上归途之际，却意外发生了变故。
国民党保密局循着一张广泛散发的报纸线索，首先擒获了中共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继而追踪线索，终将工委书记蔡孝乾绳之以法。
谷正文贯穿系列抓捕。
更为令人心惊的是，蔡孝乾的叛变尚未彻底完成，谷正文便已凭借手中掌握的细微线索，迅速将目光锁定在了吴石将军与朱谌之的身上。
吴石将军位居国防部参谋次长之要职，若无确凿之据，既不便亦不敢轻举妄动。而那位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率队突袭吴石宅邸，与之展开激烈交锋的，正是谷正文。
或许是察觉到活阎王突然而至，凶险重重，吴石将军尽管坚称自己并无过错，但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他还是不由自主地犯下了一个失当的行为——假借去洗手间的名义，试图服毒自尽。
谷正文敏锐地察觉并及时制止了吴石将军，他狡黠地劝解道：“你若如此行事，我便是罪魁祸首。误会一经澄清，自会消散。”
随后，谷正文建议，或许可以由吴石将军的夫人出面，启动一项调查流程。
吴石将军无奈答应。
对于吴石将军夫人王碧奎的调查，表面上似乎仅是例行公事。谷正文刻意将她安置于设施齐全、环境优雅的酒店中，更是亲自派遣自己的妻子陪伴她闲聊家常。
随着气氛逐渐转缓，谷正文向王碧奎表示，在吴石将军担任南京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期间，他尚且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科员。幸得吴石将军的提携与关照，他才有幸晋升至上校。如今，吴石将军遭遇困境，他决定承担起这份责任，旨在为吴石将军提供一份助力。
女子心慈耳根柔，一番甜言蜜语下，王碧奎纯真地以为谷正文是值得信赖的知己，遂将吴石将军与朱谌之的往事悉数告知。
吴石将军罪名既定，一场残酷的风暴随即席卷而来。吴石将军与朱谌之均未能幸免，被处以枪决之刑。而此案之牵连，更是波及两千余人。
毛人凤称谷正文：“你比我狠！”
谷正文的第六件得意之作，竟敢挑战天理，其行径愈发令人愤慨。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即将踏上前往印尼万隆的征程，参与亚非会议。按照既定安排，代表团将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
或许是预感到某种不祥的征兆，周总理在启程之际，毅然调整了行程，决定经仰光转道前往雅加达，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继续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参加会议。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香港起飞后约4个半小时，不幸遭遇空难。在此次灾难中，共有8名我国同胞和3位外籍乘客不幸遇难。
谷正文在其口述自传中坦言，这乃他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特务行动之一。他动用五十万港币成功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一名姓邝的清洁工，该清洁工趁机将一枚牙膏状的塑料炸弹巧妙地安放在飞机机翼的起落架缝隙之中。
“难道我就是个坏人？”
谷正文引以为豪的第七部作品，堪称心狠手辣，卑鄙无耻之至。
桂系领袖李宗仁与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长期存在嫌隙。李宗仁返回大陆后，蒋介石对在台湾闲居的白崇禧越发难以忍受。
白曾逼宫，此为蒋杀其因。
白无用，故蒋欲杀之。
历史恩怨是蒋杀他的原因。
此类阴险、不光彩的勾当，竟落在了“活阎王”的手中。
在白崇禧出行期间，谷正文意图通过使山间轨道车脱轨坠入深谷，企图将其置于死地。幸而，在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的副官将其推离车外，才侥幸逃生。另一次“毒杀计划”则发生在白崇禧丧偶后，他寻得一位情妇，谷正文试图收买她，但对方并未配合，导致计划最终流产。
活阎王志在必得。
一日，谷正文获悉一条消息：白崇禧与身边护士张小姐关系亲昵，且频繁前往台北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处取药。
谷正文拨通了赖少魂的电话，说道：“我听说白将军常到你这儿买药？”
赖少魂答道：“的确如此。然而，白将军并非因病所致，他仅仅是意图寻求调养……”
谷正文强调道：“无论他购买何物，你皆应施展你的专长。上级有令，着你多加关照将军，须得用重药以疗沉疴，面对重症，唯有猛药方能见效。”
赖少魂心领神会，不敢违抗命令，遂即向白崇禧呈上一剂药力强劲的药方。
白崇禧携药方至天生堂中药店购置了两包药材，携归后用以泡制酒剂。自此数月，他似乎从药酒中汲取了力量，与张小姐的往来愈发频繁。
1966年12月1日的夜晚，白崇禧于其住所不幸遭遇不幸，而张小姐亦音讯全无。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坚称，谷正文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其父之丧实乃因心脏病突发所致。
然而，此类谣言何其可怕，其内涵足以容纳千百年来仍旧挥之不去的阴谋。
台湾故去的狂人李敖，曾视谷正文为奇宝，两人有过一段深入的交往。李敖曾这样评价谷正文：“他代表另一个时代的那种典型的狂飙式的人物，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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