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内卷” 成为描述社会竞争困境的流行词，人们往往将其归因于文化传统或个体选择，却忽略了制度层面的深层逻辑。若拨开表层的 “竞争激烈” 迷雾，会发现许多领域的内卷化困局，实则源于基层治理机制的结构性缺陷。不触及这些真问题，任何对 “内卷” 的批判或缓解都只是隔靴搔痒；唯有从治理机制入手破局，才能让社会竞争回归创造价值的正轨。
基层治理中的 “指标化考核”，是催生内卷的直接推手。在不少领域，治理成效被简化为一系列可量化的数字指标 —— 学校的升学率、企业的产值增速、社区的就业率、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这些指标本应是衡量工作的工具，却逐渐异化为治理的终极目标。为了在考核中占据优势，基层主体不得不陷入 “数字游戏” 的内耗：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将课程压缩为应试训练，牺牲学生的全面发展；企业为了完成产值指标，放弃长期研发投入，转而在产能扩张上做表面文章；社区为了就业率达标，默许 “零工经济” 中的低质量就业；政府部门为了缩短办事时长，将复杂事项简单化处理，忽视群众的实际需求。这种 “为指标而指标” 的治理逻辑，让基层陷入 “投入越来越多，价值产出却停滞不前” 的内卷循环 —— 就像教师被迫用三倍时间批改重复作业，只为在 “批改量” 考核中领先，却无暇钻研教学创新；干部为了填写各类报表熬夜加班，只为数据好看，却没有时间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权责失衡” 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加剧了内卷的蔓延。许多基层单位面临着 “无限责任与有限权力” 的矛盾：学校要对学生的安全、成绩、心理健康负总责，却缺乏调整课程设置、评价体系的自主权；社区要承担养老、防疫、纠纷调解等数十项职能，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支撑；中小企业要应对环保、安全、税务等多重监管，却在政策扶持、资源获取上处于弱势。这种失衡迫使基层主体用 “过度投入” 弥补权力短板：学校靠教师无偿加班应对额外任务，社区靠工作人员 “一人多岗” 维持运转，企业靠牺牲利润满足各类合规要求。当所有精力都用于应付 “责任超载” 带来的压力，基层便失去了创新突破的空间，只能在现有框架内重复低效劳动，形成 “越努力，越疲惫，却越难进步” 的内卷困局。
“资源分配不均” 的治理惯性，为内卷提供了持续发酵的土壤。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优质资源往往向少数地区或机构集中，形成 “马太效应”：重点学校垄断优质师资与生源，普通学校为了争夺剩余资源陷入 “低水平竞争”；大型医院占据先进设备与人才，基层卫生院只能在基础诊疗中内卷；龙头企业获得政策倾斜与市场优势，中小企业被迫在低价竞争中挣扎。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让基层主体的竞争从 “提升自身价值” 异化为 “争夺存量资源”。就像县域中学为了留住生源，不得不模仿重点学校的教学模式，却因资源不足沦为 “劣质复制品”；乡镇企业为了拿到订单，只能压低价格压缩利润，陷入 “越降价越难升级” 的恶性循环。治理机制未能有效平衡资源分配，便会让社会竞争变成 “零和博弈” 的内耗，而非 “增量创造” 的共进。
更值得警惕的是，基层治理中的 “形式主义” 将内卷推向极致。“痕迹管理” 异化为 “痕迹主义”，导致基层陷入 “文山会海” 的泥潭；“创新试点” 沦为 “盆景工程”，耗费大量资源却难以推广；“群众评议” 变成 “填表游戏”，真实民意被数据美化掩盖。这些形式主义的治理手段，让基层干部、企业员工、教师医生等群体将大量时间用于应付检查、制作材料、粉饰表面，却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收效甚微。当 “做样子” 比 “做实事” 更重要，“刷数据” 比 “出成果” 更关键，整个系统便会陷入 “无意义的复杂化”—— 这正是内卷的核心特征。
解决内卷的关键，在于重构基层治理机制：考核体系应从 “数字指标” 转向 “价值创造”，让基层主体有动力深耕核心职能；权责划分应实现 “权力与责任对等”，为基层减负松绑，释放创新活力；资源分配应打破 “固化壁垒”，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优质资源下沉；治理方式应摒弃 “形式主义”，以实际成效作为衡量标准。唯有如此，才能让社会竞争从 “内耗式内卷” 转向 “创新式发展”，让每一份努力都能转化为真实的价值增量。
找到内卷的真问题，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基层治理机制的优化，或许不能一蹴而就，但唯有直面这些结构性缺陷，才能让 “内卷” 的齿轮停止空转，让社会在健康的竞争中实现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