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正当西北反帝同盟军进行改编的关键时刻，甘肃正宁县三嘉塬地区突发“三甲塬事件”，就是西北反帝同盟军领导人谢子长下令收缴刘志丹部队枪械的事件。“三甲塬事件”不仅触发了陕北地区的肃反运动，引发了西北红军的内部裂痕，还间接促成了高饶事件的爆发。更重要的是，它牵连出了所谓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案件，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为了深刻剖析“三甲塬事件”，我们不得不追溯至陕北红军的两位杰出先驱——谢子长与刘志丹。刘志丹与谢子长，他们不仅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而且他们的创建工作始于一场精心策划的“兵运”行动。
谢子长，生于1897年，逝于1935年，是陕北红军与苏区创建的重要人物之一。1928年，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渭华起义，为革命事业点燃了星星之火。1930年8月，随着中共陕北特委的正式成立，随之诞生的还有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被委以重任，担任总指挥一职。他曾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接受专业培训，培训结束后，他重返陕北，继续在甘肃平凉地区开展兵运工作，并在陕北各地辗转作战，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逝于1936年4月，他是西北红军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创始人之一。1928年，刘志丹不仅参与了渭华起义的领导工作，更担纲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一职。翌年，即1930年，他投身于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工作，并荣任政治委员。在陕北，他积极推动兵运，同时兼顾“军运”事务，致力于争取、引导与改造绿林土匪武装。在他的感召下，众多绿林豪杰，如赵连璧（赵二娃）等，纷纷投身革命事业。1931年10月，刘志丹创立了陕甘边游击队（通称南梁游击队），为革命力量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员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等英勇将领，率领数十勇士，与师储杰率领的烟商保镖武装两百余人并肩，共同组建了师储杰大队。该队在陕北的安定、延川地区展开游击作战，被民间誉为“陕北游击队”。进入10月下旬，他们与刘志丹所率领的陕甘边游击队在南梁地区实现了胜利会师。会师之际，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至700余人，并迅速掌控了华池的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关键区域。
三甲塬事发现场
1931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谢子长与高岗两位同志前往南梁。高岗同志传达了省委的紧急指令，强调整编部队的必要性，并迅速组建正规的红军队伍。同时，他在南梁地区部署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但在此过程中，与会同志围绕选用何种旗帜及部队改造方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谢子长与阎红彦毫不犹豫地站在陕西省委决策的一边，力主迅速竖立革命红旗，并主张立即组建陕甘游击队红军，积极投身游击战。然而，刘志丹鉴于过往的挫折，持有独到的观点。他深信，目前我军规模有限，结构亦复杂，若急于展示红旗，恐怕会招致敌人的过多关注，这对游击队的生存与成长无疑是不利的。因此，他提议首先在陇东军阀陈国璋的麾下暂且隐蔽，利用此机会壮大自身实力，待时机成熟后再考虑正式竖起红旗。
谢子长与阎红彦亦提出，鉴于刘志丹所率南梁游击队中绿林出身者众，构成复杂，故需对部分不可信人员采取措施，包括缴械、解散乃至处决。然而，刘志丹对即刻实行“清洗”以整饬部队持反对态度，他更倾向于以教育和改造为主要手段，并对个别难以改造者进行适当的淘汰。
谢子长与刘志丹因意见不合，争论愈发尖锐，阎红彦亦与刘志丹发生了争执。尽管双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仍有部分观点未能达成共识。
至193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正式决议，将陕北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合并，组建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同志被任命为总指挥，刘志丹同志担任副总指挥。该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及一个警卫大队，总兵力逾700人。具体而言，陕北游击队被改编为第一支队，由师储杰同志出任支队长。该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及一个警卫队，其中，第一大队由阎红彦同志担任队长，第二大队由杨鼎同志担任队长，副队长为吴岱峰；第三大队由雷恩钧同志担任队长，警卫队则由白锡林同志领导。南梁游击队则改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同志兼任支队长。该支队同样下辖三个大队及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由赵连璧同志担任队长，副队长为刘景范；第二大队由杨培盛同志担任队长，副队长为白冠五；第三大队由贾生财同志担任队长，副队长为谷聚山；警卫队则由刘丕杰同志负责。
1932年1月，刘志丹与谢子长携手领导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的三甲塬展开了一场军事整训。同盟军成立以来，队委会便围绕改造部队与高举红旗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谢子长曾特地指派阎红彦、杨重远与刘志丹进行深入交流，以期达成共识，但刘志丹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鉴于双方意见难以调和，谢子长等人未经刘志丹的同意，便秘密召开队委会，果断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先是收缴第二支队的武器，对队伍进行内部整顿，紧接着再公开高举红旗。
在三甲塬，随着物资补给难题的加剧及春节的日益临近，师储杰与赵连璧（赵二娃）便着手组织人员外出筹集所需物资。然而，不幸的是，其部属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了抢劫民众财产的严重事件，给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谢子长闻讯后，即刻召集一队的党员大队长以上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但未邀请刘志丹和师储杰出席。会上，谢子长严肃指出赵二娃等人违背了群众纪律，故意将群众的食物丢弃井下，并在深夜进行抢劫，严重侵犯了民众的财产安全，引发了群众的恐慌，并对我们产生了误解。经过深入讨论，最终决定利用部队出发前的集合时机，收缴第二支队的武器，并对赵二娃执行死刑。
刘景范（左2）
至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即2月6日，谢子长趁着部队集结训话的时机，将全军将士以及各支队领导、大队队长汇聚一堂。训话结束后，他继续说道：“我们这支队伍结构复杂，其中不乏打着幌子、行不端之事者……竟有队伍缴夺另一支队的枪械。”言辞刚落，白锡林便将赵连璧紧紧抱住，而阎红彦则开枪将赵连璧（赵二娃）击杀，随即又缴获了刘志丹的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支队的警卫队亦将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及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王队长击毙，并造成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白冠五受伤。待第二支队完全丧失武装后，谢子长当众宣布该支队全体人员解散，士兵各归故里，而干部则被开除出同盟军。刘志丹不幸被谢子长和阎红彦软禁。
刘志丹对于缴枪一事深感不悦，同时也承受了不小的打击。在交出武器之后，他与谢子长一同步入一间房内。刘志丹对收缴枪械之事表达了不满，而谢子长则试图安抚他，说道：“我们只是收缴了土匪的枪械，绝非将你视为同伙。”自此，刘志丹与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便公之于众，愈发明显。
此次缴械事件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谢子长等人不仅导致第二支队一大队队长及部分干部伤亡，更使得第二支队被迫解散，仅剩数十人。刘志丹率领的超过400人的队伍瞬间土崩瓦解。出身自烟商武装的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因忧虑自身“成分复杂，不可靠”，担心遭到清洗，于当晚便率领第一支队的200余人携带武器叛逃，投奔杨虎城，成为其麾下的一营，而他此后亦弃武从商。至此，反帝同盟军仅剩百余人，革命力量遭受了沉重打击。
刘志丹雕像
在“三嘉塬事件”发生的三天后，省委巡视员高岗自西安抵达三嘉塬，成功解救了刘志丹。
第一大队由阎红彦担任队长，杨仲远兼任政治委员；第二大队的队长是吴岱峰，政治委员为高岗；警卫队的队长是白锡林，政治委员则是胡廷俊；骑兵队的队长则是强龙光。全军总人数超过200人。
首先，将第一支队的若干土匪头目从部队中清除，随后逐步甄别，尽可能保留一部分先进分子。其次，对第二支队进行彻底解决。因此，第一支队已将数名土匪头目一并剔除。第二支队在2月初已全部缴械，保留了一部分人员。其余大部分成员已被开除。”
三月下旬，刘志丹抵达西安，向省委详尽地阐述了“三嘉塬事件”的真相。省委对谢子长等人采取的处理措施提出了质疑，指出：“你们屡次宣称‘游击队成分不佳’，却未加强教育，也未将我们的决议和指示在群众中进行讨论，反而将其封锁，使群众无从得知。因此，改造的唯一途径便是将‘坏分子’开除，并解除整个部队的武装。”
在“三嘉塬事件”发生后，涉事双方在随后的五十余年间，对事件的看法截然对立，各执一词。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指责这是我的阴谋。今天高岗同志也在场，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这究竟是不是我的阴谋？如果真是我的阴谋，那么这并非我的个人行为，而是党的决策。我只想强调，我现在的看法是毫无错误的。”
“虽然收缴武器的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但当时并非我担任主要负责人。总指挥是子长，政委是李杰夫。我作为参与者之一，坚决支持并执行了党的指示。”
谢子长雕像
1955年，历经“高饶事件”的风波，阎红彦依旧力挺对“三嘉塬缴枪事件”的辩护，并对刘志丹提出质疑：“刘志丹所率的队伍不过是乌合之众，他们劫掠他人财物，侵占妇女，沉迷于鸦片，甚至于在战火纷飞之际，竟将女眷驮于驴背，一同奔逃”（此指赵连璧在28岁之际迎娶了一位寡妇，因无处安身，无奈将妻子带至军中，与之同甘共苦，并肩作战）。“若非将其逮捕，已是宽恕至极。”
1962年，继《刘志丹》事件发生之后，阎红彦在接受采访时发表观点：“关于刘志丹缴枪一事，你们所描述的过于简略。实际上，刘志丹并不主张高举红旗，他更强调南梁地区的重要性，且在群众工作方面并未全力以赴。随后，习仲勋与刘景范亦纷纷以南梁为榜样。在三甲塬，刘志丹在政治和组织两方面均存在失误。政治上，他的立场意识存在偏差；组织上，他未能严格执行省委的指示。你们将刘志丹描绘成一位无误之人，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他对于红军的信心始终不足，直至三甲塬事件发生，他方才缴械投降。”
1979年，在《黄土高天举红旗——吴岱峰回忆录》一书中，吴岱峰如此陈述：“三嘉塬的缴械实属无奈之举，然而，此举亦属必要之策。是否缴械，本质上关乎是否继续高举红旗的问题。若当时未能缴械，整个队伍面临瓦解与被消灭的严重风险。”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感慨万分地表示：“刘志丹及其战友们历经重重磨难，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创建的革命武装，却不幸遭受同僚的突然袭击而被剿灭。这不禁让人深思：究竟发生了什么？共产主义者内部的互相残杀，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刘景范总结道：“三嘉塬事件”实乃谢子长、阎红彦、吴岱峰等人的宗派主义恶性膨胀，导致了一场削弱革命力量的悲剧，这种行径对我党不利，却对敌人有利，是一种背叛革命的行为。”
1988年，小说《刘志丹》的创作者李建彤，即刘景范的妻子，在其作品中大胆地提到了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的名字，并对他们的品质提出了质疑。她明确指出，所谓的“三甲塬缴枪事件”实为谢子长、阎红彦暗中策划，对刘志丹的部队发动突袭。她认为这纯属他们自身的过错，却反而诬陷刘志丹拒绝高举红旗。
关于“三甲塬事件”的结论，中共中央作出明确指示。1986年5月21日，中央办公厅发布文件强调：“队伍构成存在不纯现象，作风与纪律亟待整顿。依照党的建军原则，整顿行动势在必行。然而，在常规情况下，若采取部分人缴械另一部分人的措施，尤其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意见未达成统一时，采取如此手段，甚至导致人员伤亡，无论出自何种决定，均属不当，更遑论完全正确。幸运的是，队伍中众多同志胸怀大局，始终秉持革命精神，为西北革命与红军的壮大贡献了巨大力量，刘志丹同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此事已逝去半个多世纪，主要领导人亦已离世，当前首要任务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追究个人责任。”
自三甲塬事件发生后，随着刘志丹与谢子长两位革命先辈的逝去，矛盾与分歧在高岗、张秀山以及阎红彦、吴岱峰等新一代领导者间渐次浮出水面。尽管中共中央在历史长河中已对此事件作出多次明确判定，但涉及事件的双方在对其认识和解读上依旧存在显著分歧，统一意见难以达成。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演变成一道难解的历史谜题。